首先，地方自治能表达地方偏好。只有通过地方自治，地方人民想要什么才能够充分、准确的表现出来。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中，这么大的地方差异，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地方代表体制，否则不可能充分准确的反映地方人民的需要。其次，能够促进地方试验和制度竞争。我一直赞成“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竞争，但前提是必须让当地人民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随着事件的进展，重庆模式成本会逐步展示在大家面前。在这个基础之上，地方进行不同的试验（无论是左还是右）对中国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央避免把重庆事件变成路线斗争，而事实上这不可怕，中国各个地方就应该有政策上的多元化和自主性，只要不涉及大政方针，只要当地不宣布独立分裂，有什么好怕的？重庆“唱红打黑”，如果成本和利益都由重庆人民负担，他们拥护“重庆模式”没有什么错，只有通过地方试验才能在全国形成良性的竞争，否则中央只有“五不搞”、“六不搞”，什么都不搞，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好处与弊端？怎么选择治理模式？所以地方试验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制度进步的非常有效方式，和当年1978年小岗村一样。小岗村在后来之所以在全国推广，是因为在当地的试验效果好。当然，也可以搞“人民公社”，河南的南街村据说搞“人民公社”；如果确确实实和对外宣传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它当然可以存在。只要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有欺骗，这种模式其实无法维持不下去，完全靠中央某部财政投入给他输血，那么这个真相必须让当地的人民知道。
再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淡化族群矛盾。今天中国不断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尤其是新疆、西藏少数族群边缘地区。一有危险就采用高压控制，但这是缘木求鱼，和所要实现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你越统，他越要独。让它地方自治，让他看到留在这个国家能得到独立所能得到的好处，还能得到独立得不到的好处，那么他为什么还想独立呢？新疆为什么要独立？这跟我们体制的过度统一有很大关系，比如宪法第10条把所有矿藏、自然资源归应为国有资源。“国有”是谁所有？是全民所有吗？所谓国有或全民所有，其实就是无人所有，最后意味着属于政府所有，因为政府掌握着管理权和控制权，所以国有制直接蜕变到中央所有制。中央政府把大量的资源从一个地方调拨到另外一个地方，收益首先是北京、上海这些东部发达城市，西部地区没有得到公平补偿。有穆斯林人亲口跟我说：“如果我本来能够成为沙特阿拉伯，我为什么要待在中国呢？”导致中国分裂，至少强烈分离主义倾向的，不正是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有制吗？如果当地的资源属于地方所有，就不会这样。美国联邦制就是如此，森林、矿产都为州所有，不为联邦所有，所以地方在联邦之内或联邦之外不涉及重大利益问题。如果采用这样的体制，新疆作为中国一部分不会让它在资源上受到任何损害，同时能更好保护自己、抵制别国侵略，用不着维持庞大的军队。这多好，如此还会想独立吗？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地方官员以及被派去治理新疆、西藏的汉族官员出于一种极度的不明智，不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当地的经济利益等，损害了当地人民的感情，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综合恶果。所以政治上、经济上、财产上等一系列方面的地方自治会极大地淡化族群矛盾，强化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们成天把这些口号挂在嘴上，但实际做法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