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中央不知道的。有些人妖魔化毛泽东，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故意制造了这场灾难，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模糊了问题的本质。其实你在妖魔化的时候，你也在神化他，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超人，但实际上“伟大领袖”也是可以很无知的。这张图是毛泽东在郑州兴致勃勃地视察田里的庄稼，而当时信阳已经饿死了百万。信阳可不是什么穷地方，素称“鱼米之乡”。毛泽东在信阳事件期间两次去郑州视察，而郑州离信阳才300公里之遥。但是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看着长得非常诱人的麦子，一定感到非常欣慰吧，对300公里之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所以不要以为“伟大领袖”是万能的，他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等他缓过神来知道当地官员骗了他，开始处理这些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可信阳百万民众已经成了地下冤鬼。这是当地饿死人的惨剧，是一个孩子。这类个案非常多，根据一些学者（包括国外学者）的调查，这个数字难以准确统计。我们谴责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据说死了30万，但是具体数字还是很难调查清楚。大跃进据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500万，国内历史学者所统计的平均数字是3000万，一位在香港大学的英国学者统计“大跃进”包括饥饿其它非正常死亡（比如遭虐待和被殴打致死的）加起来有4500万多人。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统计清楚，但其中有很多个案是极惨烈。比如母亲自己拿到一点粮食，却不敢让孩子知道，因为怕孩子吃后告诉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就麻烦了，结果孩子活活饿死了。在一个极不合理的央地关系制度环境下，毛泽东没有必要是魔鬼就可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
到今天，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改善了吗？我想大跃进、大饥荒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至少希望不会发生。但是表明央地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善。“大跃进”没了，却出来许许多多个“小跃进”。这必然会导致产生很多和“大跃进”性质相同的事件，只不过后果没有如此严重而已，但是央地制度的症结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为什么我们系统研究了各国央地关系的不同方面，我们尤其关心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央地关系。这儿显示的是我们去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是《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另外一本是《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问题。中国自秦朝以来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央地体制，中央一直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它被认为掌握了全部国家主权。这种观念首先要修正，所以我们首先考察了国家主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研究，国内宪法学者（主要是左翼的宪法学者）对主权概念尤为青睐，其实主权至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在宪法研究领域内，主权概念没有意义，因为宪法是国内的部门法，一般不涉及主权问题。只有讨论国际问题，至多讨论一些领土争议，比如南海问题或两岸关系时才涉及“主权”。中国央地关系的真问题不是国家主权问题，而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为此要搞清楚“地方自治”这个概念和单一制、联邦制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个领导人强调“五不搞”，联邦制是其中的一个“不搞”。不搞联邦制是否意味着不能坚持地方自治？通过理论和概念上的研究可以发现，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有一些联邦国家可以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印度、拉美国家，有一些单一制国家可以是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虽然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在历史上有过紧密的关系，我以美国为代表，地方自治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联邦国家，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这本书探讨了地方自治的成本和利益。这个话题本身很大，地方自治有它的成本，中央集权也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在我们一贯把中央集权的好处看得过大，过分夸大了地方自治的弊端。所以在这里我主要凸显的是地方自治的利。地方自治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