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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漫谈

  

  2.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6]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


  

  先生还说道,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


  

  3.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


  

  4.六二年,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现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后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党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裁判,只是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经,党的圣经却总是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


  

  5.一九三八年,先生写《中国文化对目前困难之适应》,其中说道——


  

  “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


  

  6.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前景,先生语重心长,指出——


  

  “我以为廿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


  

  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


  

  “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的道德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与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


  

  7.先生的房间仍是(七十年代的)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内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局促。……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


  

  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


  

  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八)


  

  1.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7]的话,看来天总是要明的。


  

  2.先生曾在(他)《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


  

  “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与勇敢。”


  

  3.先生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8]的一生,说——


  

  “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黑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


  

  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4.“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5.那一段时间[9],先生郁闷,书桌上放着《剑南诗稿》,还常常集放翁句,约有十几首,多是愤懑伤时、悲凉沉郁之作。怕先生郁闷伤身,便劝他多读陶、苏,可以任性散心,怡情养年。但先生笑笑说,其实陶苏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放翁是一奇人,既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10]的雄阔,又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11]的怡淡。古人的心性真是伟大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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