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可否认，当事人之所以实施诉讼诈骗行为，其主观心态不外乎有二个方面，一是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二是具有挟持司法机关的用意。当事人将诉讼程序与诉讼空间当做其玩弄法律的竞技场，在伪造证据上下足工夫，以欺骗法官，导致法官错误作出审查判断。从司法实践中暴露的诉讼诈骗案例来分析，当事人或为了占有他人财产，或为了侵占公司企业的资金，得手后或用于还款，或用于消费挥霍。谋取财产和不法利益为根本目的，骗取裁判文书，妨害司法秩序是方法手段。
第三，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应该说，诉讼诈骗行为确实具有区别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手法和特征，传统诈骗犯罪捏造、隐瞒事实真相直接向受害人提出，而诉讼诈骗犯罪行为都是伪造证据向法院提出，传统诈骗犯罪要求受害人自愿交出财物。而诉讼诈骗行为则为通过法院作出裁判，强制受害人交出财物。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欺骗受害人，让受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诉讼诈骗中，当事人欺骗法官，让法官作出错误裁判，受害人出于对裁判的服从和对司法权威的服从，“自愿交出财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诉讼诈骗的场合，法官与受害人均是受骗的对象，只不过在财产交付的环节上，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必须明确，诉讼诈骗只是诈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条文看出，这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充分说明，“普通诈骗罪原本就包含了三角诈骗犯罪。”
对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应以诈骗法定罪处罚，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根据牵连犯罪的理论，仅以犯罪手段、行为触犯的罪名进行处罚，无法罚当其罪。诈骗犯罪的立法结构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其他妨害作证罪，指使他人伪造、毁灭证据罪的，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现行刑法条文的规定，显然无法对严重诉讼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虽然诉讼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比普通诈骗犯罪严重，但其处罚却比普通诈骗犯罪轻得多，其结果就导致了罪刑的明显不均衡，损害了刑法的正义性。 因此，根据当事人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进行刑法档次的区分，方能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在目前的立法模式下，对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对情节不很严重的诉讼诈骗行为，如其手段方法触犯其他罪名的，以刑法规定的相应罪名处罚，才能形成一张宽严相济的刑罚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