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检院研究室的《答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不能对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产生强制约束力，理由如下：
其一，从作出解释的机关来看，《答复》仅仅是高检院的内部机构作出的，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该《答复》只是规范检察机关的起诉活动，而不能规范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更不能规范审判机关的定罪量刑。
其二，从作出解释的程序来看，该《答复》不是通过高检院检察委员会作出的，未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审议，由检察长签署发布，不符合199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的程序。
其三，从解释的形式来看，该《答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文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该答复不具有 “解释”、“规定”、“意见”、“通知”、“批复”等形式，没有统一编排文号，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形式要件。
其四，从《答复》的内容来看，《答复》侧重于对司法秩序的保护，而忽视了当事人进行诉讼诈骗行为根本目的的审查认定。行为人伪造证据提起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破坏司法秩序，而是通过欺骗法官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因此，不能因为这种侵权是通过破坏司法活动而进行，就据此认为其本质在于破坏司法活动，否认其侵犯财产的本质，否则，就会只强调诉讼诈骗行为对审判机关正常司法秩序的破坏，而完全忽视该行为对被害人财产的损害。
2、情节严重的诉讼诈骗犯罪比普通诈骗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与普通诈骗相比，诉讼诈骗一般涉案数额更大，并以国家强制力为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因而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诉讼诈骗行为侵害的客体为双重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侵犯单一客体相比，其对法益的侵害性更为严重，诉讼诈骗行为不仅侵害他人财产的所有权，而且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机关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充分认识到，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秩序的破坏，其主观性更加恶劣，这种蔑视法律玩弄法官的行为，是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伤害，诉讼诈骗行为一旦实施并获得成功，不仅导致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受飞来横祸，更让公民对司法制度产生怀疑，对司法权威产生动摇，对法官队伍产生非议和责难。可以想象，如果不法之徒因诉讼诈骗而能堂而皇之地获得非法利益，而且这种非法利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得以实现的，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众可以信赖的基础和维护权利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