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犯罪率上升又让立法者误以为刑罚严厉性不足，为遏制犯罪，立法者进一步增加刑罚的严厉性，促使重刑、死刑更进一步增多，加上罪刑攀比效应，最终陷入犯罪与刑罚量轮翻上涨的恶性循环；出现有些学者所称的刑罚量增加，犯罪总量也上升的“罪刑矛盾”，以及刑罚“厉而不严”的局面。{13}于是乎，死刑“越限制越泛滥”。更为严重的是，刑罚量持续绝对增加，刑罚效益就会相对下降，造成刑罚效益自身贬值，动摇刑罚目的的根基。犹如：驾驶时挂低速档、却拼命加大油门，不仅不能提高车速，反会损及引擎，在巨大的代价面前，车速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死刑立法技术，表明立法者既想顺应时代趋势“限制死刑”，又对刑罚效益规律存在误解，不能摆脱死刑万能的传统观念，在高犯罪率下陷人左右为难之境。其出路，在于正确认识死刑功能发挥机制，遵循刑罚效益原则，防止通过立法技术抵销“限制死刑”的努力。
【作者简介】
潘星丞，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根据2002年两高《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奸淫幼女罪已并入强奸罪，不再作为独立罪名，故现应为67个死罪，但不少学者仍误为68个，为论述方便，本文也延用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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