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罪行极其严重”与旧刑法的“罪大恶极”相比，变化不大。但是，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罪行极其严重”“明显具有虚幻性”，{1}以致这个本来是为了原则性地限制死刑适用的条款，事实上有扩张死刑适用的可能。尽管我们在学理上试图将“罪行极其严重”解释为“主客观相统一”，但从其用语来看，易被误解为只重视客观危害，而忽略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尤其是忽略了对人身危险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刑法将死刑适用的原则性条件由“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不是什么向客观主义的进步，相反，却是一个恶性的倒退。{2}
其次，“罪行极其严重”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最严重的罪行”相比，法文极其相似（这或许是新刑法如此修改的原因），但效果迥异：“最严重”是所有罪名中取其最重者，即“第一名”；而“极其严重”则是个模糊概念，除“第一名”外，还包括第二、第三……等许多排名靠前的罪名。国外刑法若这样规定死刑条件，一般会辅之以其他限制，如俄罗斯刑件笔59条：“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胡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即从犯罪性质上限制。而我国死刑几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性质的犯罪，刑法典中，除“读职罪”外，其余九章犯罪均设有死刑，可见适用面之宽。
二、刑法分则死刑立法技术实证分析
在分则中，从总体来看，新刑法本应尽量减少死罪数量，但其却利用立法技术“瞒天过海”：通过罪名变更、罪状重组，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通说认为新刑法共68个死罪，[1]比旧刑法的77个死罪有所削减，不少学者亦以此为喜，却忽视了这背后的真相：旧刑法的77个死罪，55个被保留，7个被削减，其余15个则通过立法技术“改造”，浓缩为6个，同时新刑法又增设了7个死罪。这样，死罪数量表面减少了9个，实际并无任何减少，细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