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死刑，还是扩张死刑？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证研究
潘星丞
【摘要】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关键词】刑立法技术；实证研究；限制死刑；扩张死刑；刑罚效益
【全文】
若回首我国“限制死刑”的历程，不难发现，死刑立法已陷入“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早在1979年刑法制订之时，在“少杀”、“慎杀”精神的指导下，“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即已确立，但立法中的死刑却与日俱增；1997年刑法修订时，“限制死刑”再次被强调，新刑法也因削减死刑而倍受赞誉，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新刑法实际上进一步扩张了死刑（详见后文）！如果说旧刑法时期，“限制死刑”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扩张死刑情有可原；但刑法修订之时，“限制死刑’之已深入人心，新刑法竟能“暗渡陈仓”，完全是凭“高超”的死刑立法技术！对此，我国刑法的理论研究难辞其咎：一直以来，我国“限制死刑”的研究沉迷于死刑哲学的大词论证，热衷于逐步废除死刑的立法建议，对于死刑立法技术却缺少实证研究，沾沾自喜于立法进步的“假象”，理论上的忽视使得死刑在立法中得以悄然扩张。为此，有必要深入探析我国死刑立法技术，以使“限制死刑”收到实效。
一、刑法总则死刑立法技术实证分析
在总则中，死刑立法以死刑适用的原则性条件为核心，该条件制约着个罪的死刑适用，宜反映“限制死刑”的精神，并与相关国际公约一致。新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与旧刑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比，极其相似，却相去甚远。实是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鱼目混珠”，放宽了死刑适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