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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研究

  

  三、国家承担刑事被害人救助责任的理论基础


  

  在犯罪过程中,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由犯罪者造成的,应当由犯罪者赔偿。但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犯罪者,都处于社会底层,往往自身没有赔偿能力,在此情况下,被害人及其家庭就会陷入生活困境,国家就负有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责任。本应由犯罪者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于国家,那么国家担负刑事被害人救助责任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在立法中,具体采纳何种理论,相应地将对救助制度的模式与具体运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虽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但这一制度的法理基础,却是众说纷纭,主要有:国家责任论;宿命论;社会福利论;社会契约论;政府利益论;社会防卫论;司法改革论;社会保险说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的。国家责任说被很多国家所确认,社会福利说则被普遍接受。从国外现有的立法实践看,国家责任论、社会福利论、社会保险论均有国家以之作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依据。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采取何种理论为法理基础呢?理论界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以“国家责任论”为主要法理基础,同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国家责任理论


  

  宪法是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根本大法,公民只要依法履行了对国家的义务,就应拥有国家保护的权权利。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宁、太平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公民的权益遭受犯罪的侵害,则说明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不力,对犯罪的预防、打击不力。因此,国家理应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适当补偿责任,即公民具有受国家补偿的正当权利。在国家责任论应该从这样几个层面来理解。


  

  1.国家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


  

  国家法律责任是指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对其国民以及国民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国家道义责任是基于人道,对公民生产、生活、生存中的困难给予的帮助的责任,这种责任更多体现“社会评价”责任。关于国家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区别,有人认为,道义责任是主观责任,而法律责任则属于客观责任。主观责任具有非确定性和任意性,而客观责任则具有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可期待性。[1]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主观责任则根植于我们自己的忠诚、良知、认同和信念。[2]由此可见,国家如果不履行道义责任,会遭受国民对其否定性评价,但没有人会强求其承担不利后果。但如果国家未能履行法律责任,除了要受到否定性社会评价之外,还要承担不利后果。


  

  2.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责任。


  

  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通常列入国家道义责任范畴,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样化的,既有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公民自身方面的原因,也包括由于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就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已经或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被害人的救助。据此,可以认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道义性质。但是对国家救助责任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这个简单层面上,从道义出发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强调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道义责任。而国家责任论核心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法律责任。


  

  3.刑事被害人救助国家责任的来源。


  

  国家责任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于国家未能充分尽到抑制犯罪的义务和对国民的保护义务,因此要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责任。首先,国家对国民负有保护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律义务。保障人权是各国宪法最基本的原则,《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因此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及发展权是国家当然的法律义务,保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安全是国家当然的法律责任。第二,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及发展权由于某种因素的存在面临威胁而得不到保障时,国家采取保障人权的措施属于国家应尽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宪法》的规定,既然获得国家物质帮助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那么对公民实施物质帮助,完善社会保障就是国家的一项法定义务,绝不仅仅指的是道义上的义务和责任。刑事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又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而导致自己或亲属的生活陷入困境,其生存权、发展权直接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国家不对其实施救助,那么这些处于弱势的刑事被害人的生存将会出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国家无论是基于未能尽到抑制犯罪义务而应承担责任,还是基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所应尽的义务,都是一种法定义务。另外,从国外立法例及国际性文件来看,获得国家救助是刑事被害人一项特定的法定权利,如韩国把这项权利直接规定在宪法当中。《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12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员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宣言》第13条规定,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对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该宣言又被称为《被害人人权宣言》,我国已经签署加入该《宣言》,那么更应当认可刑事被害人有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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