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但是，理论界已开始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针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问题摸索。很多地方司法机构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尝试。
台湾地区于1999年成立了具有半官方色彩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实时且全面性的协助，并自2004年4月起于台北分会办理心理创伤门诊计划。台湾地区针对犯罪被害人所提供的服务形态日益多元，如各县市政府社会局针对家庭暴力与性侵害的被害人所提供的服务，或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针对犯罪行为造成的重伤或死亡的被害人及家属所提供的协助等。另有车祸关怀协会针对车祸被害人所提供的服务。上述这些机构均偏向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态。根据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成立宗旨，其所提供的协助内容与美国大致相同。
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政法委、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济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是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对刑事被害人实施国家救助的实践探索。2004年11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有关单位制定《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建立了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2006年8月，浙江省台州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司法救助工作委员会，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救助资金，帮助那些因为案件未破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经济赔偿能力而陷入生活严重困难的被害人家庭。2006年10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2007年11月，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特困被害人专项救助金发放管理办法》，规定因他人犯罪行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并且无法及时得到赔偿和其他社会救助，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家庭生活困难、不符合其他社会保险救助、无力支付必要的紧急救助费用，可向检察院申请专项救助金。这些做法，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6年7月16日，陕西汉阴县发生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邱兴华共杀害11人，于2006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鉴于犯罪人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困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社会上也有好多好心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这些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邱兴华家里人用上了手机，看上了电视等。但该案11个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却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在邱兴华杀人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开庭中，被告人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是我国刑事被害人不得不面对的凄凉现实状况。邱兴华无力赔偿是客观事实，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但本案的刑事被害人家属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邱兴华杀人案中，11个被害人家庭拿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判决书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有的被害人家属向镇政府、民政部门求助，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救助，但和众多刑事被害人一样，这种求助基本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我国至今没有把对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刑事被害人向政府民政部门的求助，一般不会获得必然的结果，最多也是象征意义的补偿，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邱兴华杀人案中，犯罪人邱兴华家属得到了社会捐款与帮助，而刑事被害人家属反而倍受冷落。所以，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虽然有了杀人者偿命的刑事结果，但该案却引发人们深深的思索，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救助刑事被害人方面的空白，在该案充分暴露。邱兴华特大杀人案的“标本”性意义就在于，它再一次“拷问”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将公众的视角聚焦在了长期被忽视的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上。
2007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当成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2007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和委员呼吁，我国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那些遭受严重犯罪侵害而又无法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作出了回应，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在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肖扬介绍，关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已经在10个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试点工作，2006年共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发放救助金780余万元。2007年5月28日，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检察院会同县工会、共青团蒲江县委、妇联、民政局、教育局、残联等部门草签了《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意见（试行）》，开展对刑事被害人救助更为有益的探索。这些情况表明，在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的大背景下，我国已开始有益的探索，这意味着在我国缺位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望得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