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从宽或从严的刑事政策。就当前我国来看，我们既无法用单一的严刑打击犯罪，也无法用单一的宽刑，而是应当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相济，刑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比如当前贫富差距较大，因而财产犯罪发案率必然较高，这些财产犯罪发案率的降低有赖于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光靠严刑无法取得效果，因此，国家就可以对财产犯罪采取从宽的刑事政策，而不是动辄实行“严打”。又如，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猖獗成灾，刑罚过于轻缓则会无力控制局面，国家即可以对职务犯罪采取从严的刑事政策，加大对职务犯罪的震慑力度。
当前我国正式采取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用以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可以说，这一刑事政策正是对我国西周以来“明德慎罚”刑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体现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刑事政策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和深化。
【作者简介】
冷必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注释】《尚书·康诰》。
《尚书·多方》。
可参见很多学者的观点，如张晋藩等：《中国
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又如陈淑珍：《周公旦“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法学杂志》1985年第2期，等等。
《左传·昭公二十年》。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尚书·康诰》。
以上概括基本上代表了法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可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李鸣：《明德礼治天下归心——周公法律思想述评》，载《法律史学研究》2004年刊，第90－91页；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等等。
韩春光：《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当代法学》2002年第4期。
《周礼·秋官司寇第五·掌戮》。
宁汉林：《中国
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69页，第259－260页，第270－272页，第352页，第212－213页。
由此，笔者才不把它当作一种刑罚制度。“这种奴隶社会的五刑赎免制度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赎刑。赎刑的执行是以存在确定无疑、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确定无疑、已经宣告的刑罚为前提的。而奴隶社会的五刑赎免制度是以模糊不清、尚未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尚未经宣告的刑罚为前提的，它一方面有惩罚疑罪的性质，因而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即罚金刑：另一方面，它又有替代执行奴隶制五刑的性质，因而又类似于赎刑。所以，奴隶社会的五罚赎免制度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赎刑，它只是具备了赎刑的某些形式，在赎刑发展史上它只具有萌芽的意义”。见张兆凯：《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
《尚书·吕刑》。
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5页。
见《尚书·泰誓上》、《尚书?泰誓中》和《尚书?泰誓下》。
见《尚书·牧誓》。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0页。
廖明春：《“慎独”本义新证》，《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
张丰乾：《叩其两端与重其个性——“君子慎其独”的再思考》，载简帛研究网．http://www.bamboosilk.org/，2009年7月12日访问。
冷必元：《
刑法的权力运作引论》，湘潭大学2007年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冷必元：《论犯罪观念的改变和刑罚策略的变更》，《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
《尚书·酒诰》。
《周礼·地官司徒之职》。
张晋藩等：《中国
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政治犯罪行为的范畴取决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是政治犯罪行为，可在另一制度下，同样的事也许成了一件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40页。
《尚书·吕刑》。
《商君书·靳令》。
《左传·昭公二十年》。
《周礼·秋官司寇之职》。
《宋史·岳飞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