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运用是具有阶级性的，对于统治者而言，刑罚的正确运用应当是一种政治性运用，是一种技术性运作，也是一种能实现自身统治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我们认为，刑罚权是国家掌握的统治权之一，所以，只要能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并运用社会可接受的处理方式，统治者就会并且也有必要巧妙地运作刑法，或者惩罚犯罪，或者抑制犯罪，或者利用犯罪，或擒或纵，或攻或守，或张或弛，对犯罪进行符合刑法任务和宗旨的灵活的技术性处理。[23]
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重视刑罚肯定不等于谨慎地施行刑罚，更不等于要追求刑罚的宽容、人道、谦抑、保护犯罪人人权。重视刑罚，就是要注意刑罚对维护自身统治的作用，该用刑罚的时候就要毫不迟疑地启动刑罚机制打击犯罪；不需要动用刑罚的时候，则可以施以恩遇，感化其心。只有这样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才能达到最佳统治效果。
“慎罚”，重视惩罚，也就是刑罚的运用应当以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为依归。周公叮嘱康叔：“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24] 其大意是：你审理案件，适用刑罚，该用刑的就用刑，该杀的就杀，千万不能放纵犯罪，凭个人意志处断案件。委派年幼的康叔前往多事的殷地实行统治，周公始终是放心不下的，他怕这个年青官员恣意行事，对国家不利，所以耳提面命，苦口婆心，要其“慎罚”，唯恐言有不及。
重视刑罚，重视刑罚对维护统治的作用，并不等于要一味的施以重刑，也不等于要一味的施以轻刑，而是要讲求刑罚的灵活运用，该重则重，该轻则轻，轻重适宜。西周统治者对殷地民众喝酒的刑罚处理，就使其“慎罚”的精神本质昭然若揭了。周公对康叔说：“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25] 其大意是说：假如有人向你说有殷民在聚众饮酒，不要放过他们，要全部拘捕送到都城来，全部杀掉。但是，如果是殷地旧臣百官有饮酒的，不用杀他们，只需教育他们。有了这些明白的告示，他们仍屡教不改，我就会杀掉这些顽固分子。
禁止殷民饮酒，动用杀刑，刑罚何其重也！但对于统治者来讲，这种重刑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聚众饮酒，会以酒壮胆，进行叛乱活动，危害西周统治的稳固。对于可能危害统治安全的犯罪，历来是最严重的犯罪，在统治阶级看来，这种犯罪当然是罪大恶极，当然要处以极刑。动用有利于统治的刑罚，哪怕是死刑，这也无疑是重视刑罚，是“慎罚”的表现。
对殷官饮酒，予以教化，屡教不改而后才诛之，相比殷民的刑罚而言，又何其轻也！但对于西周领导层而言，这种轻刑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要实现对殷地的有效管理，还必须得依靠殷地官吏的鼎力相助，如果得不到殷官的大力支持，对殷地的统治会遇到种种障碍。在西周领导层看来，殷官是必须大力争取的对象，对其必须施以恩遇，将之感化。这种“勿庸杀之，姑为教之”的轻刑化政策，虽然对殷地普通老百姓失之公平，但对西周统治者来讲，却无疑也是重视刑罚，是“慎罚”的具体表现，因为这能够维护统治者的最大利益。
重罚、滥罚，不一定就违背西周“慎罚”的基本精神；宽容、轻缓，也不一定会违背西周“慎罚”的基本精神。关键是要看这种重罚、滥罚，这种宽容、轻缓，是否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则是“慎罚”，不利于则是不“慎罚”。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西周的刑法材料中，体现重罚思想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如西周率先规定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种重罪，即“八刑”，此“八刑”成为了后世封建刑法“十恶”的渊源。“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26]“不孝”是指不孝父母，“不睦”是指臣子不敬君王，“不婣”是指男女不以义交，“不弟”是指不尊敬兄长，“不任”是指诈骗，“不恤”是指父母丧不以礼葬，“造言”是指制造谣言，“乱民”是指聚众叛乱。[27] 在这“八刑”之中，“乱民”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此作为最重之罪处之以极刑符合制刑原则；但是，将违反道德人伦或者轻微犯罪的“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也规定为最重之罪处之以极刑，则失之过苛了，有明显的重刑、滥刑之嫌。当然，重刑、滥刑也只是西周刑法思想某一个方面的表现，有关西周的刑法材料当中同时还包含了大量体现轻刑思想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成为了现世学者津津乐道的西周谨慎用刑、用刑人道的证据。就西周社会而言，不存在单纯的重罚、滥罚思想，也不存在单纯的轻刑、宽刑思想，重罚思想和宽刑思想是并行不悖的。无论是重罚还是宽刑，都体现了西周统治者重视刑罚对维护统治的作用，都是其所谓“慎罚”思想的生动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