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诸两周时期的刑法，依然是一部充满原始气息的野蛮刑法。《尚书？康诰》有云：“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在这里，发表训辞的领导人周公谈到了三种重罪。一是“寇攘”。“寇攘”是指掳掠人使其家属以粮食来赎人，这即是我们现代刑法所讲的绑架罪。二是“奸宄”。多人合伙自内窃取财物的是奸，多人合伙自外窃取财物的是宄。三是“杀越人于货”。这种犯罪就是杀人或使其跌倒而抢劫其财物的犯罪，相当于我们现代刑法的抢劫罪。对于这三种犯罪的犯罪人，周公认为都是“暋不畏死”，也即是都是些亡命之徒，对之都要“罔弗憝”，都要判处死刑。[10]也就是对于绑架罪、多人合伙盗窃罪和抢劫罪，都要处以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死刑。这样的刑罚制度，不能不说是带有浓厚原始报复情结的重刑。毫无疑问，在原始的重刑氛围里，周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他身上也应相当程度上流淌着重刑主义的血液。
事实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疑虑，在一个报应观念尚如此强烈的时代，周公作为一个一定程度上抱有原始重刑思想的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怎么会超越自己的时代和使命，一跃而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慎罚”代表？
让人产生疑虑的证据尚不止于此。对于传统刑法学者所确信的西周刑法区分惯犯与偶犯、故意犯与过失犯的说法，有学者予以了有力的否定。著名法学家蔡枢衡教授及其高足宁汉林教授采用音韵学、训诂学方法，对《康诰》的内容进行了重新考证。他们认为，“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中，“敬明乃罚”的敬是慎的借字。明是定的借字。定是决定。乃是汝，指罪犯。罚是刑的借字。“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的人是指犯罪的人。“有小罪”，是指所犯的罪是小罪。“非眚”的非是否定词。眚是指天象变化，如雨旱不及时，引伸为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中要采取自救行为，即现代刑法学上所讲的紧急避险。“乃惟终”的乃是就。惟有独、只等意。终是重的借字。“自作不典，式尔”的自是指犯罪人自身。作是为。典即刑法的典册。“式尔”的式是适的借字。尔是代词。“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中厥指犯罪人。“有厥罪小”，实是指犯罪人所犯的是小罪。“乃不可不杀”就是不可不处以刑罚。“乃有大罪”，即就会犯大罪。“非终”，实是非重，也就是基于犯罪率上升，犯重罪的日趋增加，最后非用重刑镇压不可。“乃惟眚灾”，实是乃惟省哉，也就是说这是值得深思的啊！整句的意思是：应当慎重决定对罪犯应处的刑罚。犯罪人犯的虽是小罪，如果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紧急避险，就只能加重处罚。对小罪加以处罚，就可以制止犯大罪，如果对小罪不处以刑罚，就会促使犯罪人犯更大的罪行。这是值得深思的啊！所以必须适用刑罚处罚。[11]
对于同一段古文，不同研究者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是区分偶犯和惯犯、故意犯和过失犯的“慎罚”的做法，另一种却认为是对小罪也要处以重刑的重刑报应做法，结论完全相反。到底哪一种结论更为可信呢？笔者认为，蔡枢衡、宁汉林教授的结论应更为可取。其原因有二。第一，方法优势。宁汉林教授等运用音韵学、训诂学的方法还原古文字原貌，比单纯从语言的现代意义入手推断古文词义，能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第二，符合历史背景。西周时期，尚是一个文明开化不完全的时代，刑法尚残存着草创时期的野蛮特色，重刑思想镶嵌其中，实是必然之事。两种解释相较而言，蔡枢衡、宁汉林教授的解释应更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