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对策：宽容与法理
虽说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但毕竟社会建设以及相应的宪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国情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尤其针对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等，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谨慎立法
有学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条例》等。[31]笔者以为，我国要以史为鉴，吸取清朝等历史教训。清朝晚期，针对愈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了多条专门性条例，将“群体性事件”非法化, 断绝了民众正当表达和协商的途径，使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而得不到正常的宣泄，最终民众只能通过极端的、暴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立法在民众的反叛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2]虽然以社会主义为价值追求的今日中国与清朝等不可同日而语，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则有史鉴之意义。因此，笔者以为，立法重点在于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考量，比如《新闻法》、《官员财产申报法》、《政府信息公开法》、《反民族歧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尽管这也要取决于宪政体制改革，但立法毕竟与体制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以起渐进式推动体制转型改革之作用。而对于群体性事件本身，则尽量不立法，以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即便立法，也应以效力层级较低的临时性部门规章或地方规章等形式出现。因此，我国《刑法》以及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与完善。我国当初并非简单照搬《紧急状态法》的国际惯例，而是基于《紧急状态法》条件尚未成熟的现实中国国情，最后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形式出台就是一种成功立法范例。而且，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内容来看，也比较合理。该法主要侧重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即便涉及社会安全事件，也不涉及定性问题，而侧重于善后处理。相比较而言，有些国家不合时宜地滥施《紧急状态法》均起到了负面效果。比如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
随着体制转型改革的深化，一定时期内的群体性事件愈益频发，我国愈是要秉持这种谨慎立法的科学态度。
（2）谨慎执法
首先，从执法主体来看，要淡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专门处置机构，不要有意识地把矛盾推向“火山口”。因此，笔者不赞同国家机关设立专门的“维稳办”做法。理由在于：一是“维稳办”的设立使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为地在国家公权力与民众之间制造对立情绪；二是“维稳办”的设立进一步助长了相关职能部门份内事情的相互推诿，进而制造新的矛盾；三是“维稳办”为了寻求政绩，一旦措施或手段不当，有时反而起到相反作用，人为地制造矛盾焦点。也有学者建议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做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综合应急对策总部之类的最高协调组织。[33]笔者以为，在体制转型尚未完成之时，设立这样的机构反而可能起到相反作用，不仅可能紊乱现有的国家机关职能分工及执法体系，而且可能异化该机构的功能与定位。但不排除在相对妥善解决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之后，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机构。当前，不是要不要再设立“维稳”机构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发挥现有国家机关职能的问题，而这取决于公权力的合法性及公信力。否则，便是“画蛇添足”之举。
其次，从执法行为来看，秉承慎用警力原则，即便应急性维稳措施也要有一种“改革期待”！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既然谨慎立法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应然立法精神，那么实际上就赋予了相应执法主体在群体性事件执法中的更多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这至少需要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加以考量，而其背后则需要更多的权力制衡与社会监督。但在我国现有法治环境下，此乃是不得不为之的做法。一定的成本与代价以换得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减少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公权力要有一种自信与主动改革的勇气去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掌握处置事件暨改革的主动权。具体又包括如下几点：①对于因地方权力行使不当造成的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要及时表态支持受害方，坚守社会公正底线，以换得社会公众谅解，避免矛盾上移，争取改革主动权；②当地政府要及时公布事件真相，主动发挥新闻舆论监督权；③要勇于正视与检讨某些群体性事件本身，甚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及民族问题，不妨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做法，必要时作出公开道歉或“恢复原貌”。“恢复原貌”或一句“道歉”有时更容易化解社会矛盾、历史恩怨及民族恩怨，进而从根源上消除某些群体性事件隐患，胜似若干个执法机构及若干条维稳措施。比如贵州原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中的三次“道歉”起到了良好效果。
三是处理群体性事件要秉承慎用警力的原则底线。国外尤其西方国家一般坚持警察中立，强调最少使用武力原则。我国现阶段虽不至于强调“警察中立”，但慎用警力乃是相当必要，以免留下历史后遗症。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应吸取教训。与此相反，厦门PX项目事件则值得学习与借鉴。即便如此，在特定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紧急权及相应的应急性维稳措施仍是必要的，但需符合最低人权标准及民主宪政发展要求；即使存在牺牲或遏制必要的公民权利为代价，也应当伴随着“改革期待”，以尽可能取得社会公众谅解，并换得社会的忍耐力。此乃是长远价值目标之实现与眼前价值的取舍，而非法治暨正义之一般考量，但有着法治暨正义之底线。而这关键取决于学者与官方暨社会各界之间能否形成一种意志暨权益表达的博弈机制。这是应急性维稳措施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应急性维稳措施就容易成为改革的“挡箭牌”，改革维稳型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