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顺应民意，及时改革。一方面，使现有宪政体制不断完善，从而将尽可能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实现权利诉求的常态行为化。比如美国国会在1957、1960、1964、1965年中，分别颁布了几个影响较大的民权法案，从而从立法上废除了美国若干种族主义歧视制度，并使美国黑人尤其南部黑人选民大幅增加等。另一方面，许多威权政治的国家和地区顺应民意，有条件的逐渐推进改革，实现社会平稳转型，从而避免了较大幅度的社会动荡。比如韩国、印尼、菲律宾、缅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4、有些国家和地区未能及时顺应民意并推动改革，或是滥用警力，而致社会矛盾加剧，造成历史后遗症，甚至导致许多国家分裂、民族冲突、政权更迭和惨重的社会动荡。比如美国1963年的伯明翰事件、韩国1980年的“5.18”事件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当今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尤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处置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由于采用压制手段过度使用武力，不仅重创了国民党自身，人为地树立了更多的政治对手，增加了政治对手的政治资本；而且增加了族群对立和“台独”势力等历史后遗症。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民主法治化进程加快，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种社会冲突纳入到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解决。无论官方还是学界普遍将此视为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的一种常态行为。比如依法登记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等。即便涉及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此类社会冲突，也是通过民意基础上的法治轨道解决。其中，宪政框架内的民意立法以及民意支持乃是冲突解决的关键。
五、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路径选择
虽然境外从其外观形式上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多是政治诉求型冲突，还不能与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相提并论。但如前所述，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从其根源来看，多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因素。
因此，一方面，我国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性突发事件来处置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我国不能简单地对群体性事件本身做分类处置，只有群体性事件与非群体性事件分类处置的问题。因为我国群体性事件从其根源及对策来看共性太多。鉴于此，基于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界定及其定性，以及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在现实国情下的定性困惑，在吸取和借鉴境外从其外观形式上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处置的经验教训与启示的基础上，笔者就我国群体性事件提出如下对策与路径选择：
1、解决模式：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市民社会有了一定基础，公民权利诉求与不同利益表达愈益高涨，从而与我国现有体制摩擦愈益频繁，再加以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充当“救火队”角色并以“堵塞”为特点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社会转型的需要。
我国应当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以减少或避免历史后遗症。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包容性增长”实际上寓意深远。这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快改革进而实现民意充分彰显的体制转型以解决公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就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将可能毁于一旦，其他改革也无从谈起。任何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官员及学者都必须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地去直面“改革”这一绕不开的命题！
当然，基于我国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地区发展差距、贫富差距等现实国情，改革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面临着一种过程。而稳定与改革恰恰又存在着二律背反的困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定尚未发生较大冲突。但时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一旦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都有可能在改革阶段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甚至因此会逆向葬送改革成果。但过分强调维稳，而不愿意承担应有的改革成本与代价，可能因此将怠于改革动力而延迟甚至阻碍改革进程，从而留下更多隐患，把问题留给后人。
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为改革寻求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社会稳定环境，必须要有“断腕之心”以及“长痛不如短痛”之勇气为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买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不计一切代价地推行改革。体制改革既要考量过去乃至现在公权力管制过度而人为自找“麻烦”（包括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等历史欠账非一时所能填补，也要考量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地方诸侯”问题等特殊国情。有学者调研发现，原苏联从1987 年到1991 年接连不断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28]我国既要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体制转型的经验教训，也要学习和借鉴韩国、印尼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其目的是希望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与代价，以成功实现体制转型。
因此，没有维稳意识的改革不应当成为中国语境下的改革选项，但维稳又必须以改革为前提，维稳基础上要有一种“改革期待”。我国应当将更多的维稳成本转嫁于改革成本，通过纳税人提供的维稳成本与改革的利益得失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以暂时的“冲突”、或然的隐患与稳定之间博弈的最大公约数换得公民权利彰显的长治久安。针对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我国应当从消极的被动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向积极的主动的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应当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唯有主动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才能降低我们执政党、国家及民族在体制转型中的成本与代价，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人为造成的“敌人”，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家分裂、民族冲突、“地方诸侯”以及“民粹暴政”等可能出现的消极现象。以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为例。在事件发生之后，我国加大了新疆改革发展力度，这很显然是一种滞后的被动改革，难以弥补维汉民族之间在“7.5”事件中的又一民族伤痕。针对“7.5”事件中采取暴力手段的相关当事人，如果不依法制裁，将有违法治底线，并助长民族分裂势力；如果依法制裁，同样制造并延续了民族仇恨。因此，唯有主动改革，尽可能消除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力求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才是消解民族矛盾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