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某些地方政府普遍将此类事件归咎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等煽动而引发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排除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等在此类事件中乘火打劫。但如果某些人一味地将此类事件归咎于此，则既是对公民应有权益诉求的一种漠视，也是对公民智慧的侮辱。正如贵州瓮安事件中当地一位茶叶店老板说，“公安机关不作为，黑恶势力才能横行。要说黑恶势力能够煽动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只怕三岁小孩也不相信。”[25]另一方面，这也是某些人掩盖矛盾、逃避责任、寻找“替罪羊”的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以此态度处置群体性事件，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做法。
当然，若想让某些当地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反思此类事件，也是勉为其难。因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如何让政府官员主动地从根源上思考问题，症结在于体制问题。
倘若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便某些政府官员从根源上寻求症结，也往往是隔靴搔痒的事情。比如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声音，即是从经济因素来考量，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相对剥夺感增强等因素造成的社会矛盾。这在上述群体性事件解析中均不同程度的体现。其实，这也是某些政府官员掩盖矛盾、减轻或逃避责任的一种借口。因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总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固然，经济因素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发展有其自然规律性一面，而相应的体制适应则具有人为因素。因而，经济因素的背后则是公权力因素。
3、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境
首先，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实体意义上裁决合法与否、正当与否取决于国家机器，而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进而对国家公权力产生认同危机，因而在涉及权利诉求、利益表达与公权力博弈之间就更容易存在“良法”与“恶法”之争，也就面临着合法性和正当性困惑。相应的，也面临着公正与否的迷思。合法暨正当与否的定性困惑，以及合法暨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起的体制内纠纷与体制外纠纷时常混杂一起，进而使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定性及其解决愈趋复杂化。比如某些执法者为了逃避责任，故意混淆合法暨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以及相应的体制内纠纷与体制外纠纷，从而使问题的解决缺乏正义，甚至留下历史后遗症等。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某些当地政府官员动辄就将事件归咎于“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受到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或“黑恶势力”等幕后指使等便是典型例证。而这恰是我们探讨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尤为关注的问题。
其次，我国社会转型还面临着民族和台湾等特殊问题，由于体制转型而致合法性或正当性困惑，进而导致上述问题更为错综复杂。一旦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中有关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涉及到国家分裂或者宗教极端行为，虽然笔者赞同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比私人权利更为重要的观点，[26]但在涉及国家统一等主权问题时，任何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执政者及学者在社会转型期均有可能面临两难选择。尽管这种“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如何定性也面临着价值判断的争议。如若处理不慎，可能将引发更大的隐患，而致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族问题等的处理足以引以为鉴！
再次，我国社会转型还面临着严重的东中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可能夹杂着“地方诸侯”以及非理性的宣泄型的“仇富”、“仇官”、“仇警”心态所激发的过激行为等消极因素。由于体制转型而致合法性或正当性困惑，以及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因而在法治的底线、社会稳定与体制转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比如对上述过激行为不制裁或制裁较轻，或许能获得暂时的“稳定”，但有违法治底线，并留下法治“真空”下的更大隐患；如若制裁，哪怕即使制裁得当，但在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下，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不满。很显然，在此情况下，公权力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
四、境外类似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一般没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概念，从其外观形式与“群体性事件”大致类似的一般以“集体行动”、“集体行为”或“社会冲突”等类似的概念表述。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均有程度不等的现有体制无法或难以容纳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比如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韩国1960年的“4.19”事件、印尼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我国台湾地区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原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若干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以及2011年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事件等。以上案例分析至少可以提供如下一些经验教训与启示：
1、有些国家有着相对良性的宪政体制以及中央政府的正义支持，从而避免社会冲突不会根本动摇基本宪政体制及其中央政府，以尽可能确保中央政府掌握应对事件及改革的主动权。比如美国民权运动中，詹姆斯．梅雷迪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帮助下终于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等。
2、有些国家有着较为畅通的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渠道。首先，司法机关坚守了社会救济的最后防线，以及社会公正的底线，从而使民众基本没有丧失对法律及其司法的信任。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在“布朗控教育局”一案中，做出了否定“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并宣布在中学里实行“隔离制”是违反宪法的行为。[27]又如美国联邦法院于1956年12月判决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违法宪法等。其次，新闻媒体、集会、结社等各种社会中间层途径是比较畅通的。比如在1963年的美国伯明翰事件中，很多美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警察暴行，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加入民权运动，以支持社会正义。又如美国允许公民依法成立各种社团组织，进而通过集体理性对抗来表达利益诉求，相对缓解社会冲突的暴力倾向及其负面影响。如1955 年成立了“蒙哥马利改进会”、1957 年成立了南部基督教领导大会、1960 年成立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