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而与群体性事件就其外观形式大致对应的往往是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或collective behavior）等类似概念的表述。[15]集体行动是与个体行动相对应的中性概念。官方一般将此作为公民权利释放的一种常态行为加以对待，并纳入法治轨道内解决。西方学者一般也是以包容的心态从弱势群体的私权保护以及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加以考量，即便涉及非正当性一面，那也是法治的事情，并能通过体制内的法治轨道得以解决。美国学者科塞将包括集体行动等在内的社会冲突看成一种“社会安全阀”，通过“冲突较量”，以化解和疏通社会矛盾，因而社会冲突有其正面效果的一面。[16]
从历史来看，由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及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个民众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缺乏权利意识的社会，[17]较少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无常态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等。这种以牺牲公民权利代价为基础的僵化社会稳定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也必遭历史惩罚。即便有与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集体行动就其外观形式大致类似的概念，往往便是长期高压之后的剧烈社会运动，诸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等，结局往往是通过体制外的“革命”方式推翻现有政权，而非体制内宪政轨道中的政权更迭。但国家与社会为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从历史长河及现实世界来看，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曾经或现在介于两者之间。当今绝对独裁的政权毕竟很少，绝对充分彰显民意的社会也毕竟不多。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基于现实国情有着程度不等的民意彰显，或者说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相关立法及其制度构建并非是民意充分博弈的结果，便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及制度构建的正当与否问题。一旦公民权利诉求难以被现有体制所吸收与容纳，诸如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便应运而生。公民权利诉求愈高涨，而现有体制容纳程度愈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社会冲突便愈多。当体制内无法解决这种问题时，只能寻求体制外解决，这便是有些学者所谓的“非常规性纠纷”。[18]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引发不稳定。”[19]并进一步指出，“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现代化变化的速度愈快，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就越来越大。”[20]他还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与此相关的命题。[21]这在从专制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基于社会转型的背景考量，如果以我国所谓的颇具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概念来表述人类社会这一现象，那么本文所界定的群体性事件特指从根源上看，公民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在现有体制内无法或难以得到解决而引发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不特定多数人的集体行为。本文立论也基于此，只有这种集体行为的探讨才凸显现实意义。
置于这种社会转型的语境考量，虽说这种群体性事件存有消极因素，但不能简单地将此一概视为消极因素。因为公民权利诉求是因体制缺陷而无法满足进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因而有助于从根源上寻求体制障碍的突破，从而将公民权利诉求纳入良性体制内解决。此乃是宪政之要义。即便这种社会冲突或许一定程度地牺牲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以此否定个人或部分人的正当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此乃是正义所在！如同庞德所言，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22]从此意义上理解，这种社会冲突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近期的广东乌坎事件导致乌坎村委会有史以来首次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即是例证。
至于现有体制所能消解、也达成民意共识的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本就是司法等现有体制途径加以制裁的应有之义（至于司法等途径是否公正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不应是我们所界定或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比如黑恶势力街头火拼或闹事等。同样，对于现有体制所能容纳、也达成民意共识的合法或正当性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本就是现有宪政体制应有之事，就更谈不上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2、我国群体性事件定性分析
笔者调研了全国近期发生的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从中不难发现，虽然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表面上看主要是经济诉求型或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而非政治诉求型群体性事件。这也是某些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但从其产生根源来看，公权力出现公信力危机，以及公民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及其纠纷解决机制不畅等，进而导致社会公正危机。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
如果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20世纪50-80年代均有程度不等的政治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依社会发展之一般规律，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许多表面上经济诉求型或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实质是压力维稳型解决方式的产物，暗含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公民权利诉求表达。尽管这类群体性事件目前尚未直接提出政治诉求，但一旦积压过久，不能有效化解而适应社会发展，则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政治诉求暨社会动荡。
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暨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暨民主法治社会转型时期，即从臣民社会或是后来形式上所谓的群众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方面，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与提高、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体制或体制转型中的“真空地带”却无法或难以有效满足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因而，就必然导致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频发现象。比如当公民权利诉求通过行政、司法应有解决途径不畅时，就面临着公权力危机，进而容易寻求体制外的解决方式，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便突应运而生。又如我国信访制度本是弥补现有行政、司法等应有解决途径不畅的一种制度设计，尽管我国把信访纳入中国特色的体制内解决，看似是为了协助司法或行政更好地解决纠纷，但由于信访等这类强加的体制扭曲了国家权力配置，从而导致信访功能错位，本应是民意表达的一种途径却成了维稳的一种手段。由于信访部门缺乏解决问题的相应权力，层层转办有关国家机关，不仅为行政权等外在权力干预司法权留下了合理借口，容易造成更大的司法不公；而且容易造成堵访、截访等现象，进一步激化公权力危机及其社会矛盾，进而容易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23]又如工会在我国过分依附于政府，如同某国企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所言的“按‘协会’理解”。[24]一旦工会性质发生扭曲，未能充分代表工人发挥利益博弈的杠杆作用时，就容易堵塞工人的话语权，从而留下了社会隐患。同样，对于妇联、消协、律协、新闻媒体、各种学术团体等若干社会组织也是如此。借助于社会组织的统一集体理性“对抗”实际上是疏通和缓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有效途径。一旦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自治功能丧失或低效时，一旦这种统一集体的理性“对抗”被视为消极因素甚至被剥夺时，就意味着若干个个体自发组织甚至非理性的“对抗”必然容易滋生。凡此种种，不再一一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