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种价值理念，即便一再强调“区别对待”并“慎用警力”，但笼统地将此定性为“非法”或消极因素已将问题推向没有回旋的境地。政府官员业绩评价体系也从消极意义上防范和杜绝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为考量因素，相应的，各级政府的“维稳办”应运而生，从而促使政府官员往往多采取以“堵塞”为特点的消极被动式的压力维稳型解决模式，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问题的根源解决，不仅进一步将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官员推向了社会矛盾的“火山口”，而且人为地制造历史遗留问题，而致问题积重难返！
在此背景下，维稳成本不断增加，而怠于问题根源的解决，进而进一步助长了维稳成本的增加，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据境外有媒体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12]虽然这样的报道未免有断章取义或夸大嫌疑，但也从某种侧面反映了维稳成本加剧，从而无形中限制或延缓了涉及问题根源解决的改革进程。
二、如何解读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解直接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准确定性与认识。社会转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指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体制变迁而带来的社会变化。因而，有学者认为用“社会转型”衡量当代中国变革未免过分狭窄，比如张恒山教授认为，用“文明转型”指代当今社会变革更为准确，并提出了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对社会转型作广义理解，社会转型既有不同体制之间的转型，也有同一体制内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一般而言，所讨论的社会转型更多是指前者。无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还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泽林尼（Ivan Szelenyi）、倪志伟（Victor Nee）等一般都是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等考量社会转型问题，比如市场转型理论等。从我国来看，中国自近现代以来主要是体制转型的问题，也是问题关键所在。因此，所谓社会转型，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体制及其文化价值理念等发生质的变化。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社会转变，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从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及专制政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变。
虽然专制与民主在某些国家、某些人中仍存有争议，民主在有些国家未必是有效管理制度。但是，专制政体决策失误及腐败的概率更高，即便拥有效率与有效决断的可能性，也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13]往往孕育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民主更多地体现决策科学以及低概率的腐败，即便存有效率问题，也非简单以效率衡量，而是决策科学、低概率腐败以及公民权利彰显的应有代价，更是基于人性的权利诉求考量。[14]因此，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乃是人类社会的应然与实然状态。这已成为社会共识。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核心。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包括外力因素作用的可能性。社会转型在多数情况下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转型过程，但也存在过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为作用的转型过程。倘若后者，则又必然面临着将来再次转型的问题。至于有学者提及的人均GDP进入1000--3000 美元时期属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对国际上一些社会转型国家经济指标考察的一种结论。但这种经济发展指标并非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性，更非意味着经济因素是社会转型的唯一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印度早期的民主转型，也无法解释中国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等近现代史以及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当前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
如果从体制变迁来看，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至少已经初步完成了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但从我国来看，社会转型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笔者以为，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封建帝制，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但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等原因而中断；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期望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教条主义等因素而发生严重畸形；第三次社会转型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从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然是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对“马恩思想”的教条主义暨漫长的封建历史助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这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社会转型当前依然是一种体制转型过程，这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暨信息社会的转型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问题，还面临着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型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暨社会主义”的不同解读与民主政治转型的交集又进一步加剧了所谓“中国特色”，进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这种同步推进的“多重”转型恰是国外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较少经历的。因此，我国群体性事件必须置于这一特定社会转型背景加以考量。
限于本文宗旨，本文无需详细解读社会转型问题，只希望为群体性事件界定以及准确定性提供相应的语境考量。
三、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拷辨
1、群体性事件产生、界定及定性的原理考量
在民意充分彰显的民主法治社会，立法是民意充分博弈的结果，相应的，合法及正当与否往往较能体现民意。因此，无论合法或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一般均能通过现有体制得以解决。合法或正当性权利诉求被体制所容纳与吸收，获得权利与权力较量的相应满足。比如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往往通过体制内谈判得以解决；甚至一届政府为此而下台，也是体制内应有选项。而非法或非正当性权利诉求也被体制所制裁，并尽可能体现公正效果，从而从源头上尽可能遏制非法或是非正当性权利诉求。比如工人罢工中，有人乘机打砸抢烧行为，必然应受法律制裁。这种制裁一般不会受到社会公众反弹，因为立法本是民意博弈的结果。即便制裁存有争议，也是法律范畴内的争议。总之，无论合法及正当与否的权利诉求引起的社会冲突，一般均能在以宪政为基础的法治轨道内得以解决。相应的，就较少有我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