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可能冲突
独特的个人应当适用独特的规则，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与人性的契合。但是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所反对的恰恰就是独特性：法律设想的人是同样的人、相似的人，因而以普遍的规则来统率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人。如此，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冲突，法律的两难问题也由此得以呈现。
（一）关注行为而忽视行为人的存在
现代法律与古代法律的不同，在于仅以行为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显然，这与现代法律的旨趣相合，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法律的进步。
首先，在人的存在意义上，“行为”是与“思想”相对应的概念。前者代表着人的一种外部动作，而后者则属于人的内心隐秘。从行为方面而言，一个行为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影响时，就会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现代法学理论的普遍认识是：“所有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的调整。法律规范所涉及的唯一社会现实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因而，法律义务以及法律权利的内容不是别的而只是个人的行为而已。” [22]这凸显了把“行为”与“思想”相区分的意义：思想世界是自由的，永远不会成为法律所调整的对象。一个人的所思所想，纯属于个人的自主活动，法律不能对人的思想进行规制，也无法要求人们思想的统一。其次，仅把行为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也符合现代法律对社会进行规制、调控的客观需要。现代法律作为一种规整社会的技术手段，需要凭藉计量、测算、权衡、比较等方式，才能对个人设定禁忌、确定责任。而人的行为是形诸于外的动作，可以归类、统计、度量，显然，这符合法律技术性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法律不再推究人的思想和心理活动，而仅就人的外部动作所可能造成的结果进行评价。与以往的法律相比较，当代法律中的行为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可能发生的。一句话，社会不能借所谓防卫之名，把那些还没有对社会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人提前加以管束。再者，以行为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也适应了法律普遍性的需要。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要对每个人安排适合于行为方式的法律，显然没有可能。但是，行为则是可以归类与比较的。法律上只要对行为加以正确的分类（例如罪名上的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就可以此来统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各式各样的个人。可见，现代法律必定要以行为作为规制对象，唯有如此，才能够用这一技术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然而问题在于，当法律仅以行为作为规制对象时，我们失落了在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个人。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法律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被类型化的行为，而见不到作出具体行为的法律主体。个人的性别、长相、身高、信仰、教育经历固然不再重要，就连人为何要进行此类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作出这类行为，也不再是法律所要关注的对象。为确保法律普遍性的实现，法律首先推定人人皆知法律。因而，即使存在认识能力上的差异，法律也以“法律认知错误”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为由，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然而，在法律不考虑人在实际能力上的差别而进行所谓“平等对待”时，恰恰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正如学者在谈到法律责任时所指出的那样，“责任原则不仅仅以能够自由判断为前提，而且以能够作正确判断为前提。除意志自由外还必须具有评价能力。后者正是本源性的至关重要点，因为，若不具备该能力，人的决意则不可能由应当规范所决定。” [23]可见，由于人的能力上的差异，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责任担当的情形。毕竟人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械制品，具体的个人在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上必定会存在差异，完全排斥法律认知错误作为免责理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换个角度来说，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意义，关键看其是否体现了行为人的自由意志。一个具有价值性、目的性、社会性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的支配，其行为的方式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行为人选择、判断的结果。脱离了行为人来谈论行为，显然使得对这种行为的评价会出现隔靴搔痒、不着边际的结果。针对法律制度中个人的缺失，日本学者野村稳指出：“法律学本来是关于人的学问，在刑法学中，这种性质特别明显。在论述犯罪、考察刑罚时，正确地认识作为犯罪行为的主体而且作为受刑对象的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缺少的。” [24]德国学者耶塞克与魏根特也认为，虽然对于同样的危害结果应当给予同样的法律责难，但也存在许多不能非难行为人的情况，“主要有身体缺陷、理解错误、知识不足、经验欠缺、年龄的增加导致身体的衰退，以及存在行为人无法解决的特殊的情境困难”。[25]可见，对于不幸陷人法网中的个人来说，不考虑其生理上、心理上、能力上、情境上的存在种种问题，法律的执行就会极不人道。
强调个人在法律调整对象中的地位，并不是要抹煞将行为置于法律中心位置的意义，但是法律在注重普遍性的同时，也应当为个别性留有余地。正如日本学者大稼仁在谈到刑法的调整对象时指出的那样：“以符合自由主义要求的现实的行为为前提，同时一并考虑其背后的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在人格行为论的立场上，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现实化，是由其主体、作为其创造者的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脱离了行为人，就难以确定行为作为犯罪的要素所具有的具体意义。” [26]一句话，行为与特定人都是法律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没有行为的存在，人与法律即无关联；而没有人的存在，行为的合理评价则将失去依据。
（二）强调平等而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从权利的赋予上来说，现代法律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赋予平等的权利，这自然迎合了平等主义的社会理想，也的确体现了人的价值的平等尊重。但是，当代法律过于注重权利的平等赋予，却对权利行使的基础条件—行使权利的能力—缺乏足够的注重。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仅是抽象的权利，要将其付诸实施，需要主体本身具有行使权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