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独特性对现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法律的标准是普遍适用的标准。法律不将气质、智力和教育诸方面无穷无尽的变数作为某一给定行为的内在特质予以考虑，因为，这些东西在不同人的身上大相径庭。基于不止一个充足的理由，法律看待人时并不试图像上帝那样看待他们。”之所以需要如此，霍姆斯认为，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精细地测量一个人的能力和限度之不可能性”；二是为了确定法律责任，法律就“不可能承认性格上的微小差异”，相反，在法律上，“每个人都被推定拥有避免伤害他的邻人的正常能力”。[10]可见，以普遍的规则来实现对个别行为的调整，既是法律的必需，也是法律的无奈。
二、法律普遍性的理论证成
法律的普遍性大致意指，法律不考虑人的质的差别，不考虑时间、地域的差异，在法律所涉的范围内，将规则重复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法律的普遍性是国家权威的必然，它彰显了国家的统治能力，也有利于人们将法律视为公共产品。法律之所以必须具有普遍性，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视而不见，可以作如下解释：
第一，社会共同体存在的需要。国家作为人的集合的共同体，不可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来拟定不同的规则。无论是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的生成，还是以暴力论、神意论来诊释国家的存在，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都是：作为一种人们生存于其中的集体组织，必须共守一种能为大家所遵循的共同规则。换句话说，每个人的欲望、追求及选择可能都是不一致的，而个人的愿望要得以满足，在资源有限这个根本的前提之下，必定会与其他人的愿望产生冲突。法律存在的根基，恰恰就在于人除了扩张性的本能之外，还拥有分享社会情感、提倡彼此合作的社会本能。就此而言，要使社会成为一个能共济群生的整体，就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共同规则的存在。正因如此，国家通过法律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共同的最低限度的行为标准，迫使人们克制相关的欲望，而按法律所昭示的共同标准行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德布鲁赫将法律规则的本质确定为“具有实证的与同时也是规范的、社会的与一般的本质的规则，且在这个意义上，把法律确定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规则的总和”。[11]
第二，法律形式正义的追求。对于法律而言，实质正义虽为其必然追求，却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相反，形式正义不仅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法律的普遍性。如恩吉斯所言，“正义要求尽可能地‘具体化’，即考虑人和情势的个别状态。相反，法的确定性要求尽可能从这些状况中抽象化”，[12]否则即无法达成调控社会的目的。刚满18周岁的人与离18周岁差天的人，在智力、能力上可能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法律上所获取的待遇却是不同的（例如是否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于后者来说，法律的这种设定可能不公平，但这为实现形式正义所必需。立法需要在对年龄、时间、分数、身体状况、精神健康程度等涉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方面进行界定时，就只能选择一个“大致如此”的标准。这就是形式正义的要求。为此，法律往往根据社会常识与社会公理来确定一个相对精确的尺度，以此度量人的行为的合法与否及决定利益的具体分配。这种“大致如此”的标准，只能建立在人们的共识上，而无法根据每个人的实际状况逐一作出确定的判定。
第三，应然规范的性质使然。“法首先应该接受人的真实的样子，并且预计到他的一切特性。但是同时，法不能到此为止而止步不前。它不能干脆让人的一切本能、直觉和激情放任自流。毋宁说，它必须遏制人的某些特性，鼓励促进另一些特性，并使它们发挥作用。” [13]也就是说，一方面，法律必须对现实中的人有精确、真实的定位；另一方面，法律又必须规制人过于非理性的一面，以“应然”的标准来要求人们如何行为，从而使法律上的人成为一种必须依规则行事的人。
作为一种应然规范，法律告诉人们的是，在什么情形下以什么标准行事。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以这样一类普遍性作为支撑：一是它必须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定规立制，而不是下达给某个特定人的命令；二是它的标准不以现实中个别人的实际状况为准据，而是以共同体需求为基础。“规范”这一术语的惯常用法中，“并不含有对个别的情形做完全个殊性的特定处理的意思”。[14]规范性、应然性与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义词。
法律的普遍性是法律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属性。从立法的经验看，其普遍性的获取，主要通过如下四种立法技术来实现。
一是抽象化，即不考虑人与人之间存在质的差别，而把人视为同一、平等的主体的拟制方法。现实中的人虽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法律有意忽视这种差别。凯尔森言道：“整个法律秩序也从不决定从属这一秩序的人的全部生活，或影响他的所有的精神和肉体的功能。人只是在某种特定的行为或不行为方面才从属法律秩序；至少所有其他的行为或不行为方面，他与法律秩序就毫无关系。在法学思想中，我们只是在人的行为成为法律秩序的内容时才涉及他。因而只有那些有资格作为法律秩序中义务或权利的人的行为和不行为，才是与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有关的。一个人只有在他‘具有’义务和权利时才存在，离开义务和权利，就无所谓人了。” [1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法律生活并非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行为只有在进人法律场景时，才有受法律规制的必要； （2）生活中的人成为法律上的人，是因为他与法律秩序的关联，当人的行为作为法律秩序的内容时，人即从现实生活中的人转变为法律上的抽象的人；（3）成为法律上的人的标志是其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承担法律上的义务。
将“生活人”抽象为“法律人”的立法技术，是剔除人的一切外在属性，而只从类的角度来对人进行规制和定位。哈贝马斯指出：“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法还抽象掉各种有关行动计划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而局限于具有确定社会类型的行动者们彼此种种互动影响之间的外在关系。最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还抽象掉服从规则的那种动机，而满足于行动对于规则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如何发生的。” [16]可见，法律的普遍性所要求的对人的抽象，无非就是忽视个人的能力、动机以及行为人所处的社会情境，而把所有的人视为等同、类似，或者将行为的环境看作相同、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