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和讨论的热点着重在社会管理，而管理又重在政府对社会当下的控制，而控制的目标就是维稳，维稳首先偏重于维护某些地方和党政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和权威，而不是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平正义、民生福祉，这有违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也使社会建设走进了社会管制的狭窄胡同，甚至偏离和谐社会大的目标，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例如，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这个任务的提出只是限于社会保障的改革。社会保障是很迫切的，也很必要，但是如果没有触及社会结构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调整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公平占有和分配这种体制，没有解决平衡社会主体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力（right—power之间的平衡）互动互控的这样社会结构的体制改革，那也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又如有些党政干部把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抹去“创新”这两个字，消极片面地理解为以党和政府为管理的唯一主体，去单向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依靠社会自治和政府、社会的协同治理；至于所谓管理，往往把它等同于社会的行政管制或者政治控制，对社会矛盾的冲突和危机不是着力去疏导，而是维、堵、遏制甚至打压，以至于维稳经费高于国防的预算。对管理对象主要落实在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口的服务，而何为特殊？则可能给执行者滥用权力提供一个空间。
比如说，维权的律师、公益社会组织、外来的流动人口、农民工和上访者或者被认为有意识思维的公民都被纳入所谓的“特殊人权”范畴进行特殊的管控。根据新华社和《南方日报》报道，今年深圳市为了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了所谓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就展开了一个叫排查清理的“百日行动”，把8万被视为“治安高危”的人，清理出深圳，而这些特殊人群并不是违法分子、犯罪分子。还有西南某个大城市，耗资170亿安装了50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另外还有些部门提出把5亿网民、3亿多微博用户和所有手机用户都管起来，强化对公民和舆论控制。
这种管控的部分法律，法律化的表现就是最近新公布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某些规定就有侵犯人权的嫌疑。按照这个草案的规定，警方可以在没有经过检察院依法批捕和法院判决某个人有罪以前，公安机关就可以有罪推定，认定某个公民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搞恐怖活动的罪犯，他可以以这个名义擅自合法地、秘密地逮捕他，而且无须通告他的家属。我觉得连绑匪抓了他（被绑架的人）还要通知家属来索要款，公安机关把人抓了居然可以不通知家属，这是骇人听闻的。这种可以免除公安通知义务的秘密拘留、秘密逮捕以及草案规定的可以对这一类人进行特殊的技术侦查。所谓特殊的技术侦查，就是可以合法地窃听电话、封闭网络等等，而通过这种特殊手段获取的资料还可以作为审判的证据，这些都严重超过了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缺乏或者基本上没有规定相应的对这种警察权力的制约，或者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这给公安部门的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公民可以轻易地被拘留，被秘密侦查实施，警察权大大的扩张。所以我看到外界评论，假如这个刑事诉讼法通过，那就是公安部门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