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孙万怀
【摘要】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入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关键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口袋罪；政策；规范；罪刑法定
【全文】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的症候
2009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新民晚报》等诸多媒体在显著位置刊载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宣判：2009年11月2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刑事犯罪案犯张玉军执行死刑。该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21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玉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6日裁定驳回张玉军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该案的事实为：2007年7月，被告人张玉军在明知三聚氰胺是化工产品不能供人食用，人一旦食用会对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出专供在原奶中添加以提高原奶蛋白检测含量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俗称“蛋白粉”），后购买了搅拌机、封口机等生产工具，购买了编织袋，定制了不干胶胶条，陆续购进三聚氰胺192.6吨，麦芽糊精583吨，雇佣工人大批量生产、销售“蛋白粉”。张玉军生产、销售的蛋白粉又经赵怀玉、黄瑞康等人分销到石家庄、唐山、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奶厅（站），被经营者添加到原奶中，销售给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
同日，《新民晚报》还刊载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件：2009年8月28日上午，上海周先生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行驶，在距离十字路口约100米处时，行驶在快车道的他发现前面有辆车停着。周先生注意了一下反光镜，发现后面虽有一辆车，但离得较远，于是他打了方向灯准备变道。当变到慢车道车身刚拉直时，感到车子一震，他发现后面的那辆车撞了上来。对方车上下来了两名男子，要求周先生赔偿。周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赶到现场查看后，认定是周违章变道，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过协商，周先生赔付对方1000元。就在之前的两个月内，该市嘉定、长宁、松江等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交通事故。警方经初步梳理及串并案件，发现与上述索赔人有密切关联，具有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取赔偿款的重大作案嫌疑。随后，6人团伙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批捕[3]。
以上两起案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最终确定的犯罪性质却相同，即都被认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不禁又使人联想到孙伟铭案件。对于该案的性质，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明确指出：“被告人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在醉酒驾车与其他车辆追尾后，为逃逸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先后与4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主观上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4]。
由此我们可溯及各地对偷窨井盖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的“首起”案例：
2005年7月冯福东因盗窃了15个窨井盖，被成都高新区检察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并被法院首次以此罪名当庭判处有期徒刑3年。另据2005年9月15日《南国今报》刊载：“昨日，柳州市柳南区检察院批捕偷盗井盖的犯罪嫌疑人梁立将、周正圆，二人涉嫌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据悉，这是该市首次以此罪名批捕嫌犯，将对打击日益猖獗的偷盗井盖行为起到威慑作用”，“据柳南区检察院检察官介绍，以前对偷井盖的行为大多以盗窃罪论处，威慑力不足，这也是偷盗井盖现象日益猖獗的原因之一。检察官称，偷盗井盖者即使没有直接故意，但他们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故持放任态度，属间接故意，从其危害性来看，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2005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了两名在北京盲人学校门口盗窃井盖者。业内人士指出，以此罪名指控井盖窃贼在北京尚属首例。此外，郑州、嘉兴、温州、铜陵的法院都曾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盗窃窨井盖的窃贼作出判决。武汉市政法机关也曾向媒体通报，对盗窃窨井盖者，将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我们甚至还可以溯及肖永灵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