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指控的特殊功能
一般情况下，国家公共力量（如刑事指控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制裁）和私人力量都能执行法律规范。尤其当违法行为的被害人确定且被害人能意识到不法行为的发生，并能够指证不法行为人的身份时，民事诉讼等私人执行力量可能是防范不法的最佳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中，私人的当事人（被害人）需要具备对不法行为提起指控的充分的资源条件（包括能够承担诉讼成本、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成本收益核算后仍有充分的指控动机等）。然而，当不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时，就需要国家公共执行力量的介入。此外，虽然民事诉讼采用相对优势证据规则，但在证据优先规则下，诉讼结果可能会与基础事实相违背。而刑事诉讼则适用绝对无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因而更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
虽然刑事诉讼的高证明标准要求增加了刑事指控的难度，使刑事指控的发动受到限制，但它具有如下三个优势。
第一，当受害者对某项违法没有足够的诉讼动机时，刑事指控中的国家指控能够予以保障，从而增加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在一些案件中，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及一些公共侵害案件中，由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非常分散，个体受害者的指控动机微弱，因而很难通过受害人起诉来惩戒这些危害行为，而刑事诉讼可以弥补此不足。例如，近年来多发的电信诈骗案中，行为人通过群发欺诈短信的方式骗取钱财，而受害人因为受骗数额小、受害人分散、收集证据的能力弱，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动机，但由刑事诉讼发挥集中的证据收集能力，指控行为人犯有欺诈罪行，则有利于惩戒这种危害行为，增加行为人的违法成本。
第二，有些过错行为对具体权益造成的损害难以察觉，但会导致集体秩序受到无形的损害，需要国家提起诉讼。虽然刑事诉讼的严举证责任要求会导致其发动率较低，但是，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会使得处于弱势、不占据优势资源的被害人无法胜诉，而刑事诉讼一般由公诉机关举证，因而不存在没有足够资源收集某项违法行为的证据的障碍。例如，根据证券市场“零交易原理”，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不被认为造成了具体的损害。有的观点甚至认为，惩罚内幕交易会减少对经理的补偿，从而打击他们的努力和创造力。{7}但是，在一个没有内幕交易惩戒机制的市场中，投资者将会因交易不公平而拒绝参与市场交易，由此势必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具体权益的损害不易察觉时，由国家出于集体秩序的考虑，发动刑罚权对危害行为予以惩戒，显然相较于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具有更强的优势。
第三，刑事指控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能够弥补私人诉讼的不足。在一些案件中，被害方往往因为缺少举证能力而导致诉讼动力不足。譬如证券欺诈案件，虽然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打开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的缺口，但由于举证的困难，被害方实际能够开展民事诉讼或能够取得胜诉的情况十分罕见。在漫漫的诉讼征途中，由于无法承担诉讼成本，很多被害人便失去诉讼动力。{8}可见，仅仅以私人诉讼的方式显然无法增加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而被害人反应机制的不足，将会导致这种违法行为的重复发生。虽然民事诉讼方式中被害人的指控能力不足，可以采用集团诉讼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机制弥补。但是，过分鼓励民事诉讼，由于举证责任较低，则可能会导致诉讼泛滥，增加经济社会中运营主体的法律负担。相较而言，刑事诉讼由国家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就证据收集的能力和公信力来说，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