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控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实确实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或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对相应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实践中存在较多的情况是，被告人辩称被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出具“没有刑讯逼供”的书面材料或出庭自证没有刑讯逼供，在这种“一对一”的情况下，要结合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的时间、供述的稳定性、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讯问人员身份、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表、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看守所管教人员及同监室人员的证言等情况综合考虑，不能排除存在刑讯逼供合理怀疑的，相关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四、进一步强化相关配套工作
一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往往需要一系列配套工作。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各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对公安机关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提出刑讯逼供辩解的现象可能增多；对人民检察院来说，事前预防非法取证、事后证明取证合法，都存在一定难度；对人民法院来说，对非法证据“不会排、不想排、不能排、排不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为保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严格执行，可考虑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重点强化以下配套工作：
1.进一步强化庭审功能。庭审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一切证据都要放在庭审中举证、质证，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庭审评查活动为着力点，进一步强化以庭审为中心、为重心的意识，通过引导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等各方对取证方法、程序的举证、质证，依法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对鉴定意见、各类笔录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其他种类的证据也要依法严格审查其收集、提取、制作过程，确保用于定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