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总之，借着世博会的城市触媒效应，学习其展现的先进公共政策制定方法，在后世博时代，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公众与媒体参与、政府主动担当因素，处理好三者之间以及它们同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对于推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伟，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注释】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周姝：《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巡礼：台北案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71aab0100kev9.html，2010年10月31日。
徐程炜：《阿雷格里港案例--促进社会融合战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71aab0100kc2t.html，2010年10月31日。
余思思：《马德里案例馆--马德里是你的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71aab0100kffw.html，2010年10月31日。
参见毛振军：《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哲学思考》，《公共管理》2010年第1期。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页。
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第31-48页。
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79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3页。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孙柏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