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外包”与“截访”形式的蜕变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初衷良好的措施，但是在自上而下集权体制不变的环境下，却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遭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严重扭曲。“截访”形式的蜕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期以来，“截访”职能主要由地方政府驻京办履行。2010年7月，国务院撤销了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这本来是节约公共开支、控制“跑部钱进”乃至减少地方“截访”的有效措施，但是这项措施非但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反而衍生出“公权外包”等恶性现象，因为“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国务院撤销部分地方“驻京办”之后，各地“截访”的压力仍在，只是“截访”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据2010年9月报道，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并收取佣金，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专门用于关押并押送到京上访者。[3]
这种“公权外包”或公权私用的做法当然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也严重违背了《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凡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都只有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法律才能规定，而国家法律显然没有授权各地屡屡发生的“截访”，更不可能授权地方政府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权力“转包”给私人行使。没有任何正当法律授权却每天在从事绑架、拘禁和押送公民的严重违法行为，这样的私人“公司”只能被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和黑社会组织沆瀣一气，委托授权其行使地方原本就不能合法行使的公权力，只能被定性为黑白勾结，其后果是十分深远和可怕的。
自人类有国家以来，政府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垄断暴力的合法行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受法律控制，在行使暴力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义务，从而能保证政府不会任意滥用公权并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纵容地方政府动用私人力量镇压上访，无异于完全规避国家法律对公权力的程序和实体限制，让一群私人超越法律之上对另一群私人公民行使暴力，不仅使公民基本自由面临任意私权侵犯的巨大风险，而且也放弃了本来只有国家才能履行的核心职能，最后必然是公权横行、私权泛滥。
当然，即便没有发生公权私用，压制上访也同样是没有获得法律授权的违法行为；不论《信访条例》是否有权界定合法与违法上访行为，作为国务院制定的条例都无法授权任何地方政府限制上访人员的人身自由。各地“截访”所伴随的非法拘禁、虐待、强制参加各种“学习班”，并将不听劝阻的老上访户劳教、判刑甚至送进精神病院等行为，更是无法无天的公权滥用。但是与公权滥用相比，公权私用更加可怕，因为公权力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访条例》等法律规范的制约，而一旦公权力下放给私人行使，就很容易完全失去法律控制。安元鼎正是一个公权私用的恶例，私人“黑监狱”对上访人基本权利的侵犯甚至比公权滥用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