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上而下的监督模式一脉相承，上访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上”字。老百姓在当地解决不了问题，因而不得不辗转跋涉，向当地官员的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冤屈，并企求他们为其“做主”解决问题。这和民主与法治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任何国家都存在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在民主和法治国家，地方问题基本上在地方“消化”，用不着上升到中央。事实上，在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一般无权干预地方的政治或司法决定。如果地方官员滥用了他们的权力，那么老百姓首先可通过地方的民主政治过程将他们选下来，或通过舆论的压力迫使有关机构罢免其职务，至少也可以通过地方法院撤消其违法侵权行为。只有在多数人垄断了政治过程或地方法院对维护当事人的联邦权利不力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上升到联邦，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是由联邦法院出面解决；只有在需要专门通过一部联邦法律的时候，才轮到联邦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干预的机会。这些国家之所以不存在“上访”现象，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社会矛盾——无论经济如何发达，社会矛盾总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地方民主和法治有效解决了地方矛盾。中国的“上访”现象如此普遍，正说明其地方民主和法治严重滞后，因而不能及时与有效解决地方发生的问题。
问题在于，“上访”并不能有效解决地方问题。即便上级部门有意愿解决下级问题，也必然受到时间、精力和资源的限制。须知我们只有一个中央，却有许许多多个地方；中央不可能准确了解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市场经济和机构精简的大环境下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调查每一件上访的事由。事实上，上访已经给中国的地方治理产生了巨大成本。在安徽涡阳县，农妇王凤枝为了一起小冤案连续上访20年，不仅耗费了她个人的青春，也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使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付出了“必要但不该付出”的精力。别的且不说，仅涡阳县纪检委信访室主任就曾接待王凤枝不下100次，最后还是在原任安徽省委书记、现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亲自干预下才解决了问题。试问中国上下每天发生多少起比此更严重的纠纷，难道可能都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决吗？这么来看，大多数上访申诉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也就毫不奇怪了。
要从根子上解决上访怪象，还是必须从体制上改变这个“上”字，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只有让人民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通过真实和规范的选举让地方官员对自己负责，才能让绝大多数地方问题在地方得到化解，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上访”的需要。否则，如果上访队伍依然浩浩荡荡、源源不断，那么即便中央将上访数量作为考察地方政绩的头号指标，仍然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至多只是让神经紧张的地方官员产生“截访”冲动而已。其实“接”、“截”一字之差，连音都一样，基本上只有软硬之分、态度之别，本来便没有太多值得深究的名堂。只要体制不变，接访注定会蜕变为截访，而从中衍生的各种暴力冲突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