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不能被片面放大，”保护投保人利益“也并非构成了明确说明义务法理基础的全部。另一个正当性理论基础来源于最大诚实信用原则。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点在于，保险合同是最大善意合同[1]。（注：最大善意意味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缔结及履行过程中的诚信程度应高于一般民事合同。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提法不合时宜，诚信不应有大小区分。（参见：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23.））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诚实信用程度大大超出一般民事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是保险人用来单方面约束投保人的；在著名的Carter v.Boehm一案中，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将其适用于保险当事人双方，禁止各方隐瞒自己已知的情况或利用对方的不知情；随后英国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将上述判例成文化，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在最大诚信基础之上建立的契约，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这对各国的保险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保险法上，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提供缔约信息方面需分别承担能够体现出保险合同性质所要求的、出自内在最大善意特征的说明和告知义务。明确说明义务就是这一理论在保险人免责领域延展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最大诚信原则为本源的明确说明义务，其诞生之初的本旨就在于弥补投保人在缔约机会和交涉能力方面的脆弱，最大程度减少保险合同条款专业化、技术化、定型化和格式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支点。如果无视这一理论基础的存在，片面强调投保人利益保护的一面，其结果必然导致明确说明义务沦为保险人排除正当经营风险的”死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合同纠纷发生后动辄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免责条款无效；而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会对保险人的义务履行持极高的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长此以往，极易引发道德危机，最终会对投保人赖以分担社会风险的保险机制造成破坏。
二、对明确说明义务对象范围的边界判断
（一）理论与实务检视
《保险法》第17条未具体列举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范围，因此对于哪些条款应当明确说明，理论界存广义与狭义两种见解。广义说以实质判断为标准，认为一切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责任或减轻承担责任的合同条款都属于责任免除条款[1]（P5）。（注：如Willian教授指出，”一切减少消费者明确具体同意的保险范围的条款（无论在形式上表现为程序性条款，还是实体性条款），应被看做限制性条款“，应当”要求保险人证明他们已经提醒了消费者并且得到了他们具体同意，否则不能主张强制执行“。（Willian Mark Lashner：A Common Law Alternative to the Doctrine ofReasonable Expec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57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转引自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28.）；曹兴权教授认为，责任免除条款”是一个无限宽泛的概念，应当包括任何那些免除保险人责任、限制保险人责任、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施加特别义务的条款“。（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25.））其中又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分。前者以肯定明确说明范围与一般说明范围不同标准的存在为特征；后者则主张在”明确说明“与”说明“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有学者更是提出应将二者统一起来，共同划定说明的范围[2]。（注：梁鹏博士指出，区分一般说明与明确说明的立法意旨仅仅在于突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在实践中其实是很难加以区分的。因此应将二者统一起来。（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79－189.））狭义说以形式判断为标准，认为只有除外责任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多为保险业者所持[3]。（注：此所谓”除外责任“，是指在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批单等保险合同书面内容中以”责任免除“或”除外责任“等形式出现的免责条款。（参见：张海棠。保险合同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5.））上述两种理论中，广义说关注是否对保险人保险金给付义务产生实质影响，有利于增进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的主体缔约能力均衡与信息对称，为多数学者所赞同。但其中肯定说对免责条款作了最为宽泛的理解，有夸大责任免除范围、加重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嫌，难免矫枉过正，引发另一层面上的权利义务失衡；否定说则因与现行立法模式不相符而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狭义说将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限定在合同格式上被冠以”免责条款“名称的部分内容，是对免责条款的最狭隘理解，保险人完全可以通过将一些事实上的责任免除条款排除于合同中的除外责任部分，从而达到规避说明义务的目的，显然不利于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