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该完善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逐渐减少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应用。解决司法解释“立法化”及在实践中滥用的现象，最根本的一是不断完善现行法律体系，减少现行法中的漏洞；二是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能更具实践性与操作性。具体到“解释（三）”的出台，我国应该尽早制定一部新的《婚姻法》，梁慧星教授在这次两会中也提出了制定新的《婚姻家庭法》的议案。一部真正合格的《婚姻法》“应当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特征和中华民族婚姻道德的优良传统，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理、原则，解决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并厘清民事身份法性质的婚姻家庭法与民事财产法性质的物权法、合同法的关系，避免简单套用民事财产法的原理、原则。”[3] 只有制定这样一部法律，才能有效消解“解释（三）”的适用，及“解释（四）”、“解释（五）”等的出台。
【作者简介】
左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11级法律硕士。
【注释】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马忆南：《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
梁慧星：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的议案，中国法学网。（2012年3月14日http://www.iolaw.org.cn/）
【参考文献】{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张千帆：《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巫昌祯：《婚姻家庭新动向与社会和谐》，《检察风云》2011年第9期。
{5}薛宁兰、许莉：《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干问题探讨》，《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6}马忆南：《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
{7}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8}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微探》，《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9}于晓琪：《对司法解释机制的检审--由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的思考》，《求实》2011年第12期。
{10}刘国华、李裕琢：《“
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房产规定的争点问题探讨》，《行政与法》2011年第10期。
{11}姜宇：《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困境--基于对“
婚姻法解释（三）”的研究视角》，《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