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谈到“令”的价值和特征：“法律不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令”是在成文法典不足用的情况下，由国家随时颁布的法律规范，它是分散的法令和单项法规的通称。
“令”的表现形式在各朝代常常是不同的。汉代，与《九章律》并行的有许多“令”，如《金布令》、《狱令》、《田令》、《养老令》等等。这是调整某一具体事务的一组法令的集约化产物。皇帝的诏令也是“令”的一种，汉代废除《挟书律》、废除《收孥相坐律》、废除肉刑等，都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的。曹魏时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一百八十余篇。这些“令”实际上是单行法规。以后历代修律大都与编令同时进行。北魏至唐代还有“格”，这是从判例中抽象出来的法条或皇帝的诏令，但都须经过朝廷的审核或删辑。“格”的集约化就是单行法规。如《唐六典·刑部》：“凡格二十四篇，以中书省诸曹为之目。”唐代后期又有格后敕，与格大致相同，但内容上更适用于变化了的形势。明清的例是原始判例和抽象化判例的通称。判例一经抽象便成为法条，法条的集约化就是条例。
法令之所以被称为半稳定型的法律规范，是因为它是动态的法律形式，兼有向稳定型和不稳定型法律规范发展的趋势。法令是抽象的规范，与判例有质的差异性，法令的集约化就是单行法规，这实际完成了法令的“半法典化”。一方面，一些宜于时用的较为稳定的法令可以通过立法渠道进人法典；另一方面，由于法典不可能面面俱道，所以总要在法典之外保留相当数量的单行法规。单行法规一经颁布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单行法规在立法或废法程序上总比成文法典的立、废来得方便些。况且，法令是因时因事而生的，经过反复的删定程序，一些法令被废止了，一些仍然有效的法令被纳入单行法规。这就使法令处在随时变动的状态之中。
3．非稳定型的法律规范—判例
法典、法令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判例随时都有可能被创制出来。判例是一事一时的产物，因此它一经产生，便面临着三种前途：一是由于它带有一定的普遍适用的价值而被核准为“成例”，以供援引；二是被抽象为法条，上升为法令；三是由于不具备普遍适用的价值在删例时被淘汰，被丢到档案库的角落。社会生活复杂而且多变，于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一批批新的判例被创制了，一批批旧的判例被删除了，这就使判例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三种类型的法律规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互为因果、相互补充、互相转化。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判例—法令—法典。在无成文法典、法令的情况下，统治者凭借法律政策、法律意识对案件做出裁决，是为判例。判例几经援用，便逐步定型化。为了提高其使用价值，统治者便将判例抽象为法条，使判例失去具体的情节而成为对人们行为的一种设定。法条数量的增加，给法官的援用带来困难。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是对法条进行分门别类的删辑汇编，而被集中到一起的法条便成为单项法规。不论是零星的法条还是相对集约化的法条，只要它们具有稳定的适用性，便可以经立法程序编入成文法典。至此，便完成了由非稳定型到半稳定型再到稳定型法律规范的演化过程。
其次，法典—法令—判例。从判例、法令到法典是一个循环过程。法典一经产生，便开始了第二个循环过程。法典再详备也不可能包揽无余。为了实现管理社会的目的，统治者便随时发布法令，指示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以及对违法者如何惩处。但是，谁也不可能预先概括人们的全部违法行为，于是便给创制和适用判例创造了条件。在中央集权政体的制约下，在统治阶级法律政策、法律意识的指导下，法典、法令、判例三种类型的法律规范循环往复，首尾相接，未有穷期。
“混合法”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法律规范与半法律规范相结合。半法律规范即未经国家正式制定颁布并保障实施，但在实际生活中具有某种特殊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半法律规范在民间表现为家法族规，它由家长族长制定并对本族本姓成员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正如龚自珍所云：“子也弟也不可教，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于乡党国人。”[10]这种行为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故得到国家的首肯和关照。其中也有进步的内容，如清代有些地方的族规中有禁溺女婴的条文，这实际上起到了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与家法族规相联系的还有“家训”、“遗训”之类，借助于家长、族长或祖先神灵的权威，对后辈进行说教和制约。在封建社会，封建道德信条也具有半法律规范的作用，但它们大多已法典化了，其独立的作用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半法律规范在官方则表现为“官箴”，即对为官者的规劝、告诫、勉励之辞。如西周的《浩》、秦简中的《语书》、唐的《臣轨》，乃至清代的《入幕须知》之类，不胜枚举。它教导官吏如何修身养性，谨慎处事，廉洁奉公，体察民情，恪于职守等等。由于这些《官箴》常常出自最高统治者或部门顶头上司之手，其对属员的制约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类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人不是只屈从于鞭打和怒斥的牛羊，人的行为要受来自外界和内心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不能仅仅凭借单一的具有特殊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还需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评判力和外界舆论调整的其他行为规范。以法律规范与半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混合法”，正适宜于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对于稳定既定的社会秩序的确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五）综合实施的执法措施
经过长期的立法实践，封建统治者认识到法律统一的重要性。自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将统一立法视为开国之大事。统一制定法律，是国家统一的标志或是政权正统地位的标志。但统一立法、统一法律制度也存在着不足的一面，这就是中央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完全适应各地的情况。中国地域辽阔，风俗人情各异，甚至“十里不同风”。现实状况的复杂多变，使统一司法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为解决这一难题，统治者摸索出一套综合治理的办法，这就是因时、因势、因事而变通，使家规、舆论、道德、习俗与法律互相配合，灵活实施。
首先是家规与法律的配合。汉代以后，宗法家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统治者十分重视大家族的作用，封建法典也从各个方面维护父权与夫权，对家长惩罚子女、丈夫惩罚妻子的权力给予默许甚至保护。此外，法律严惩“不孝”，允许子为父隐。审讯中不要求子孙为父、祖的犯罪提供证词。《唐律》“十恶”中有四项属于家族关系方面的犯罪，即“恶逆”、“不孝”、“不睦”、“内乱”。此外有“七出”之制。在这种环境下，家族法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成为国家法律的得力助手，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是舆论与法律的配合。法家历来主张“赏誉同轨，诽诛俱行。”[11]东汉以后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对社会舆论（即“清议”）的控制，使舆论尽量与政权保持一致。《资治通鉴》宋永初元年载：刘裕在登基时的大赦令中宣布“其犯乡论清议，一并涤荡，与之更始”。此后，齐、梁、陈皆沿此制，大赦中“赦免清议”已成定制。在频繁的赦令下，舆论工具已由士大夫之手逐渐转移于国家机构。同时，梁律又设“禁固之科”，使舆论成为律之一部分，以此达到律与舆论的相互配合。自南朝后，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基本融于律典之中，舆论与法律从不同的方面共同制约着人们的言行。
第三是道德与法律的配合。在“混合法”时代，“德主刑辅”是立国基本原则。法律与道德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道德的诫律经常被直接纳于法典之中，或者本身就具有法律性质的束缚力；而法律的条款也常常带有道德伦理的色彩。自晋代始，律典儒家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就被人们称为道德法或伦理法。与道德相比，法律总是处于次要地位。当立法用刑之时，统治者总不免要先奢谈一阵道德教化；司法时，要以体现“德政”为目的；审狱时，要以“心存仁义”为准则，甚至对君主、王朝的评价也以“刑错不用”为标准。为了配合道德的弘扬，对以武犯禁的侠客、为亲复仇的孝子、为节献身的烈女，都要给予特别的宽赦。在这种浓厚的尚德氛围中，法律的道德化已成为法律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