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胥台乡庙勒石{15}
（三）度量衡纠纷类
牙人牙行的度量衡的职能是其提供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官府对此亦十分重视，行业公所也郑重维持。牙人牙行在斗解上所作的手脚，历朝历代都在在有之，因此商牙纠纷中的度量衡纠纷也不少。
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892年-1897年）樊增祥在咸宁和渭南知县任上，就屡次处理有关案件，《樊山批判》载马永恒、周全顺、王同心等人向知县具控炭牙党振海斗称（当为“秤”，下同）不公，樊氏亲自讯问，“当堂校准斗称”，发现“并无弊端”。{16}可见，度量衡的差误问题一直都是商牙纠纷的重要组成，内陆城市的咸宁和渭南也不例外。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元长吴三县饬示枣帖牙户概行领用会馆烙印官解碑”就记载了不法牙人“不领官解，违禁用称”或“不用会馆烙斛，仍用私称”的情形，经枣商上控苏州府元长吴三县，官府联合饬令苏州城所有枣帖牙户“概行领用会馆烙解”，“概不许混用私称”，否则严惩。{17}
（四）牙佣纠纷类
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江南苏州府长洲县腌腊鱼货商人二百四十人与牙人张渭宾、王卓如等人发生纠纷，控至长洲县，其起因就是不满张渭宾等五人擅自将原来每篮腌腊货物的牙佣提高。商人呈称：“……身等腌腊鱼货，汇集苏州山塘贩卖。每篮货价三、四两或五两不等。内外牙佣共六分，□牙人张渭宾、王卓如、罗如玉、李永吉、朱天润等，忽以每篮额用六分，变为每篮用取二分等情”。长洲县提齐商牙双方和有关人等查明情况之后进行审理，商牙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经报上级官府批准，予以勒石，规定：“嗣后凡腌鸡鱼肉虾米等物交易，价银九七足色，漕平九七足兑，买客外用，每两一分，出店脚费在内。该商内用每两一分，脚栈在内。此外浮费，概行革除。至出店牙行人等，不得私自偷窃客货……”。{18}
（五）羁留、挪用货款，偷盗客货，有意讴骗类
“货到地头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外来客商不得不面对的情形。长途贩运客货，由于不熟悉当地情况，必须投行才能发卖。牙人牙行往往借此羁留货款。因此常常由此引发商牙纠纷，甚至导致恶性人命事件。
明清以来“橐逃货款”之事更为普遍，如明人颜俊彦的《盟水斋存牍·谳略》载“牙行之无赖”韩振海“为居停而侵客帐”，“收侵”陕西丝客吕鹏等人投行发卖的货款，被受案官员判处杖刑并严比追给货款。巴县档案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初七日朱清顺告状”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朱清顺贩运靛五十七包来渝，投洪茂靛行发卖，岂料行户张同文、张居瀛顿起拐橐之心，即将朱商靛卖得银子七百二十二两一钱，与牙行伙计廖应生及牙帖帖主吴槐春伙同闭行潜逃，情同劫夺。{19}
牙人利用经手客商货物之机，经常会发生顺手牵羊的情况，在前引乾隆七年“长洲县革除腌腊商货浮费碑”中亦曾提到了这一点，商人们藉控告牙人擅增牙佣的机会，请官府一并禁革。这些情况也说明了牙人偷盗客货的普遍。
在许多地方的行户甚至有意讴骗客商货物，名曰“放筏”。《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所载“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二十四日八省客长禀状”中写道：
今查渝城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领帖开设者，虽有殷实之户，并有以些小本资装饰齐整行面，有意哄骗客商货物，任意花销者甚多。及至亏空客本，则潜回原籍，名曰放筏。异乡孤客，一旦亏本折资，以致控官守候，甚至流落无归。{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