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端浮派勒掯
牙人牙行在征纳税课、代办差役过程中，往往“混开名色、滥派税银、混行私敛”。明清工商杂税课程中，本有牛驴银一项，依例由牙行从牲畜买卖交易中征收后输纳。但是，不法牙人牙行往往不顾此项税银的交易税性质，甚至向畜力自用的面铺滥派牛驴银。康熙十二年（1673年），常熟县面铺周振、田茂、朱常、杨寰、孙之等十二人上控：不法牙棍串通奸胥“混开名色，挨户需索，佥票摘拿，混行私敛”，甚至对于周振等人畜养用于磨面的牛驴，也“滥派杂税”征收牛驴银，“诈索不休”。周振等指出，牛驴乃自用而非市卖，不能再行输税，但牙棍奸胥“朦胧欺昧”，“竟将牛驴税银一项，概向面铺需求”。地方官访知这种情况后，“严发晓谕，张示通衢”。但这些奸带蠹仍愍不畏死，阳奉阴违，伺机卷土重来。面铺工商业户只好请求官府准许将禁令勒石立碑。{13}
2．公务、衙役盘剥、摊派
由于牙人牙行常常承充差役，经手向有关行铺商贩摊派劳务或和买商品，也就经常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商贩上下其手、需索物货，以满足其私欲。
有的任意扩大“当官”对象范围，甚至欺压弱小、“放富差贫”。“凡遇和雇、和买、夫役，不问多寡，即行遍科”，却“不问有无”。“非其处而漫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公取其一，私或倍之；公取其二，私且什之”。对于从商贩处采购的物品，牙人还亏价或不支价，致使商贩“垫项无归”，从而陷入困顿，甚至倒闭。
对这些情况，官府也非不知情，但屡禁屡起，也莫可奈何。光绪九年（1883年），侍御史鲁琪光条陈场务（指税务）时，专门提到（京师）“向有牙行藉差派累情事”，“随奉上谕永行禁止”。最后，山西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商人，在临汾乡祠集会，商定：“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用自组织的力量来对抗牙行朘削。{14}
3．不予投行
又称“白拉”，是指商人经销商品不经过领帖牙人，私自发卖的情形。由于牙人朘削过甚，商贩往往选择偷逃关卡、不经牙行。在此情况下，一方面牙人牙佣落空，另一方面有关税收课程也有偷逃之弊，所以为官府所例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牙行王恒昌、升源、鲍鸿昌等因为客货并不投行，偷逃税捐而禀呈苏州府元和、长洲、吴县三县：
窃苏省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近来客货日稀，行铺有闭无开。推原其故，皆由白拉私相兜揽，且有行面久闭，隐匿废帖，蒙混招揽，吞用偷捐，弊窦百出，而牙等山北水果地杂等行为尤甚。缘所进南枣橙桔等货，大都产自南路，葑、盘等门，是其必由之路。该处白拉最多，沿途兜揽，以致投行日少。牙等领帖开行纳税，取用为养赡之资。似此白拉日盛，若不设法禁止，非但有妨生业，仰且攸关厘饷。联名禀请会同示禁。三县经过调查，会衔给示谕禁：
仰商民及地保人等知悉：尔等须知白拉兜扰，废帖蒙充，均干例禁。自示之后，倘再违禁白拉，私相兜揽，及有隐匿废帖、冒名顶充情事，许该牙行等随时指名禀县，以凭提究。地保容隐，察出并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