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后的中国传统法律对命案现场勘查做出了具体时限规定。南宋律法要求勘查官吏接到验尸公文——牒——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若“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各以违制论。”[29]一当获知犯罪，法司官吏应“一面差拘凶首，勿使疏脱，一面传集仵作刑书，单骑简从，亲经相验”。[30]现场勘查结束后，应“当日内申所属”，[31]检验结果于验尸当日向上司汇报。明清时期京城犯罪现场勘查过程中，“京师五城指挥相验城内不得过两日，关名不得过三日。”“如一时案件坌集，指挥不能分身者，准委副指挥、吏目代验：仍归指挥承办。傥指挥有心规避、委验之员有心推卸者，巡城御史稽查参奏，御史姑容，经他人查出参奏者，一并交部议处。”[32]
中国传统律法设定了勘查违限的责任机制，惩治推诿拖延的刑事司法人员。在勘查时限责任制度中，以《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最具代表性：“凡（官司初）检验尸伤，若（承委）牒到托故（迁延）不即检验致令尸变；……正官杖六十，（同检）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33]通过惩治现场勘查官吏违反时限的非法行为，以防“为时愈久，滋弊愈多，死骨有蒸刷之惨，生命含覆盆之冤”。[34]
六、错漏勘查刑案治理机制
国家追诉和惩罚犯罪的前提是查明犯罪事实，而查明犯罪事实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历代司法官吏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现场勘查，获取犯罪现场中留存的各种证据材料和犯罪线索。传统律法明确要求现场勘查必须如实进行，不得检验不实，不得漏检，以期杜绝弄虚作假，减少错案的发生。
一方面，传统法律对刑事司法人员“检验不实”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严厉的制裁机制。《唐律疏议》“诈病死伤检验不实”条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35]对不实现场勘验检查行为区别故意和过失，并根据“实病死及伤”与“检验所得”之间的误差，分别定罪处刑。《宋刑统》沿袭了这一如实检验的责任规定，并具体化为：“检验不实同诈妄，减一等，杖九十。”《大清律例》“检验尸伤不以实”条规定：“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不同官吏分别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的，“罪亦如之。”[36]同时，清律还规定“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者，计赃以枉法，各从重论。”[37]结合不如实勘查造成的后果严重性，对不实检验行为计赃确定刑罚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