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传统法律设定了严厉打击“诬告”的惩治机制。对于故意所为之“诬告”，基本所有的王朝都持有同一的策略和制度，即“诬告反坐”，并根据所诬告对象、诬告罪名等因素各增减其刑等。秦时实行“诬告反坐”和“诬告罪不相及”，诬告犯罪者并不连坐其亲属或邻伍。唐朝在惩治诬告方面另有创新：将五服入律的成果体现其中，以亲属之间服制的远近，定诬告罪刑罚之轻重。同时，在有代书人的诬告情形下，不但诬告者要承担责任，“为人作辞牒”的代书人也要承担诬告责任，这就构成了包括诬告“连带”惩治在内的完整体系。《大清律例》对诬告行为加等反坐，并按照所诬之罪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来配置诬告处罚，此外，它还要求诬告者对被诬者财产性损失进行补偿。
四、现场保护不力治理机制
在犯罪现场能够提取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它们为重建犯罪提供第一手信息和线索。但犯罪现场又具有变动性，容易受到自然界、人为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变化，必须在勘查进行前和进行中尽可能地保持犯罪现场原貌。秦朝已要求对犯罪现场进行“封守”，其实质就是犯罪现场保护，该任务由典史、公士、里人等共同承担。[25]相关人员必须“以律封守”，严格划定“当封者”的范围，并执行相关的“封具”法律。犯罪现场保护的撤除，须由主司下令，不可随意撤除保护。这使得犯罪现场保护有章可循，保证了犯罪现场中各种证据的完整性，有利于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宋时法律要求“血属、耆正副、邻人”保护犯罪现场中发现的尸体，“复检官验讫，如无争论，方可给尸与亲属。无亲属者，责付本都埋瘗，勒令看守，不得火化及散落。”[26]
传统法律都要求官民保护犯罪现场，并对现场保护不力的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秦时，对于“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的失职行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清朝规定，保护命案犯罪现场的“里长地邻”，若将尸体“移他处及埋藏”，处以杖八十的刑罚。“以致失尸者，杖一百；残毁及弃尸水中者，杖六十，徒一年。弃而不失及髡发若伤者，各减一等：因而盗取衣服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27]各根据其保护不力行为后果，分别处以不同刑事处罚，以此督促官民对命案等重大犯罪现场的保护。
五、勘查延宕违限治理机制
同其他刑事司法行为一样，现场勘查这种综合性侦查措施也必须遵循迅速及时的运作原则。历朝法律都强调现场勘查措施的及时性，并为之设置了一系列时限制度。秦《封诊式》“贼死”、“经死”等爰书中载有“即令令史某往诊”，虽然没有具体时间规定，但要求令史等官吏在案发后“即”“往诊”犯罪现场，当可视为传统现场勘查时限制度之渊薮。唐时对拷死人犯的现场，要求有关官吏立即对拷讯现场进行勘查。《唐律疏议》“拷囚不得过三度”条对“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的现场勘查作出了规范，要求“长官以下，并亲自检勘”，“若长官等不即勘检者，杖六十。”[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