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贝淡宁似乎预先假定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外在关系，实际上，必须注意到，一种内在于儒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夷夏之辨是古代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夷夏之辨有三重含义：种族意义、地理意义和文教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呢？我曾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实际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才可能被凸显出来。这就是异族入主华夏，但以背离华夏文教理想的方式建立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文教之辨与种族之辨是重叠的。借用现代以来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分，可以说，这时候夷夏之辨既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又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当这种异族统治推行明显的种族主义政策、对华夏族采取制度性歧视的时候，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就可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很显然，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实际上是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一旦种族压制的制度性外力解除，这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所以，所谓的华夏中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在实际地缘关系中由华夏族开创、发展起来因而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文教理想，而华夏族的族群认同也正是在这一文教理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当这一文教理想因异族的侵略受到威胁的时候，华夏中心主义才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且这种华夏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反抗性的政治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或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那个著名的说法，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根“压弯的树枝”，其产生首先是因为外力的作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实际处境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这自不待言；就是近十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西方——作为中国的强大他者——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对待伊斯兰世界的做法惊醒了很多中国人的美梦，而与重新认识西方世界相平行的一个思想变化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可能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并不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中国学者就在这一事件之后改变了立场。
最后，贝淡宁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刻画为法家民族主义，在我看来这似是而非。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其来有自的文化—政治情绪，很难说与法家思想有什么内在关联。即使在隐喻的意义上认为中国政府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法家因素，也很难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归因于执政党的鼓动。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必担忧，正如对儒学的复兴根本不必担忧一样。这些都是中国人恢复自信、重新找回自我的必要步骤。真正值得担忧的倒是西方自身。无须赘言，西方担忧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中国几乎处处学习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崛起后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的担忧实际上是对美国式霸权主义的担忧，而且，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本质，就越会担忧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一个新的霸权国家。谁能相信中国崛起后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呢？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着清楚的认识，那么，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一度被中国政府采纳的“和平崛起”的修辞就很难令人相信：谁能相信一个处处学习美国的中国在崛起之后还会采用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