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是个人自身特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多重复合的产物。民法人格权制度则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德、良知等人格因素的法律规制。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按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认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社会发展首先是作为构成社会的人的发展。民法人格权制度对民事主体法律人格及事实人格的平等赋予，一方面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必然因此而推演出“人之为人”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其中有关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以及权利救济的规定，更是把民事主体人格的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体现到极致。私法主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主宰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私法的最高命令。因此，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如不涉及它与文化的关系、人格权的文化意蕴、人格权发展与文化进步的互动，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的展示，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其次，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创造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
具体到人格权与文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化构成社会意识，直接推动人格权观念的演进，并且影响其权能的实现。第二，民法的“人”是以文化的人而存在的。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格权，是具有文化意蕴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研究，必须超越法律规则本身。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单纯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技术和手段。和文化的总体特性一样，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观念、价值、目的的统一体。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人格权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要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求研究者超越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观，超越其学术本位。曾见报载，在某地居委会的党员献爱心动员会上，某支部书记未经同意而提到某人身患癌症，呼吁大家捐款“献爱心”。不料当事人并不愿披露此项事实，党支部书记一片爱心非但未得到感激，而且被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则认定：支部书记的做法虽未构成侵权，但显属不妥，应予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