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的目的是尽可能替代诉讼，但不是全面取代司法、诉讼和判决，这也就是“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利益、选择偏好和价值取向，纠纷解决方式乃至诉讼程序本身必然是多元的，在当事人选择自由和救济机制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调解不仅不会损害私权、威胁法治，而且有利于增进当事人的协商、民主和多元文化等价值，实现善治。当前针对我国法院民事诉讼实务的特点和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调判关系。
二、“调判结合”的制度与程序保障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和程序，调解的正当性、程序利益、效力、参与者行为规范、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在立法、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中都已作出了安排。诉讼调解的基础就是“调判结合”，其保障机制主要包括：
（一）调解的基本原则。我国调解制度的三项基本原则，自从解放区时期确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首先是自愿，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是“合法性”原则，为调解的正当性保障，尽管其提法和意义，以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等具体要求，并不完全适合所有调解的需求和规律，但基于当下法律界的认识，从民事诉讼法中取消的可能性不大。法官出于风险防范和行为习惯，一般都会以法律规则和基本的法律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行调解，而当事人的自愿同样受到合法性原则的制约。第三，是非前置原则，即调解不作为诉讼的必经程序。尽管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扩大强制（前置）调解的适用范围，但目前我国法律不仅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强制（前置）调解，而且一些以往行之有效的调解前置制度也被逐步取消（如交通事故处理中的调解前置）。从司法改革到民事诉讼法修改，都将重点放在保障诉权上，在这种背景下，短期内“非前置”原则不会改变。有此底线，法院只能通过鼓励、引导、建议等方式促进当事人选择采用调解和达成和解，既不能越俎代庖、在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时坚持调解，也不能拒绝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中国法官对调解的推动，只能通过当事人的自愿实现，其职权作用远低于英美国家的法官。
（二）审限制度。中国诉讼特有的审限制度属于强制性法律制度，法院内部对此进行的管理和督察十分严格；虽然在调解中允许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延长审限，但也仅限一次，且有明确的调解期限，故可以有效防止调解的拖延和低效。
（三）法官行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导性文件《法官行为规范（试行）》中专门法官的诉讼调解活动做出了详细规定，包括“切实遵循合法、自愿原则，防止不当调解、片面追求调解率”；“应当根据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调解的实际需要进行表态，注意方式方法，努力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分歧较大且确实难以调解的，应当及时依法裁判”，等等。此外，法官违法调解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惩戒措施。法官出于规避风险的利益取向，不会有意识违反对法律责任和行为规范。因此，“强制调解”尽管仍不断被提及，但多数当事人投诉仅限于法官过于“热衷调解”，（注：真正热心调解的法官多数是出于对案件情况的考虑，如宋鱼水等优秀法官。因此，尽管调解为一些不理性的当事人反感，但只要法官不是出于私利和不当动机，热心调解不应被夸大为过度调解，实务中真正的问题是调解和当事人合意的困难。）而鲜有能够证明的“强制调解”个案。由于中国法官职权有限，像美国法官那样命令或以久拖不决促成调解（和解）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除非是涉及特殊利益、需要全面协调的群体性事件或政策性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