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佳侵权损害赔偿—补偿性损害赔偿

　　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法律的制定应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社会成本为目的。一般来说，侵权案件中的社会成本等于预防事故的成本与预期事故损失之和（这只是一般而言，严格说来，事故的成本除预防事故的成本与预期事故损失之外，还包括事故发生后处理事故的管理成本）。事故法的首要功能是减少事故成本与避免事故发生的成本的总和。[9]这里的事故成本应该是预期事故成本，而非实际事故成本，前者等于后者乘以事故发生的概率。随着行为人谨慎程度的提高，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事故的预期损失会降低，那么，是否谨慎程度越高，事故法的功能越易实现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谨慎程度的提高是需要成本的，即预防事故的成本。事故损失在降低的同时，预防事故的成本在增加。既然预防事故的成本随着谨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事故的损失随着谨慎程度的提高而减少，那么，为了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我们该如何确定最佳谨慎程度呢？

　　如上图所示，横轴代表谨慎程度，纵轴代表支付的成本，L1曲线是表示谨慎成本曲线，其随着谨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L2是表示预期损失的成本曲线，其随着谨慎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因为事故发生的概率随着谨慎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两条曲线相交于M点。自M点的左边，谨慎的成本小于预期损失，所以为了降低社会总成本，有必要逐渐增加对谨慎的投资。那么，对谨慎的投资应增加到什么程度才是最佳的呢？在M点时，谨慎的成本等于事故造成的预期损失，自M往右，谨慎的成本超过了预期损失，对该谨慎的投资是“得不偿失”的。所以，M点是最佳谨慎点，不足M点，社会成本浪费在了事故损失上；超过了M点，社会成本浪费在为预防事故而投入的谨慎成本上，只有在M点时，事故的预期损失等于预防事故的谨慎成本，此点为最佳谨慎点。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观点，通过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给潜在的侵害人一个价格，通过这个价格，让潜在的侵害人产生进行预防的激励。通过前文论述我们知道，当侵害人采取最佳谨慎时，谨慎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此时事故的社会成本最小。波斯纳也讲到：当更加谨慎或进一步降低活动频率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事故损失的减少而带来的边际收益时，这时候便是最佳的谨慎程度和最佳的活动频率。[[10]那么，该如何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才能让潜在的侵害人产生最佳的谨慎程度呢？

　　由以上图表及分析可知，M点是最佳谨慎程度，在该点时，预防成本等于事故的成本。对社会来讲，在最佳谨慎点时，社会总成本最小。要想实现该最佳谨慎点，就得使潜在的侵害人付出该点所对应的预防成本，即图中的N点所示的预防成本。对于潜在的潜在的侵害人来讲，要想使他承担N点所示的与事故成本相等的预防成本，必须让侵害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以激励侵害人采取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

　　对于潜在的侵害人来讲，采取预防措施而付出的预防成本与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其采取行动时所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在确定最佳损害赔偿标准时，不得不考虑最佳预防成本的大小。当损害赔偿责任小于最佳预防成本时，侵害人就没有激励采取预防措施，而是选择放任侵害的发生，在损害发生后承担赔偿责任。当损害赔偿责任大于最佳预防成本时，侵害人则会付出比最佳预防成本更高的预防成本，从而降低侵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减少预期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侵害人所尽到的谨慎程度超过了最佳谨慎程度（M点），使潜在的侵害人谨慎过度。需要指出，虽然这种情况下，潜在的侵害人会付出比最佳预防成本更高的预防成本，造成过度谨慎的结果，但是，潜在的侵害人所付出的预防成本也是有上线的，对理性的经济人来讲，他所付出的预防成本不会高于法律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当损害赔偿责任大于最佳预防成本时，潜在的侵害人所付出的预防成本大于最佳预防成本，小于法律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法律所规定的赔偿责任无论是小于最佳预防成本，还是大于最佳预防成本，都会造成潜在的加害人所尽到的谨慎程度偏离最佳谨慎程度（M点）。详言之，当法律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小于最佳预防成本时，会造成加害人的谨慎程度小于最佳谨慎程度；当法律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大于最佳预防成本时，会造成过度谨慎的结果，从而使得加害人的谨J滇程度大于最佳谨慎程度。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无论小于或大于最佳谨慎点，都将会导致社会总成本的提高。这不是法律所追求的。法律所追求的是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所以，为了实现该目标，只能将损害赔偿责任的数额等同于最佳预防成本。最佳预防成本等于事故成本，这是最佳谨慎点所要求的。所以，要实现最佳谨慎程度，法律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等同于事故成本，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