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错案追究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了样、变了味。比如，有的法院将那些被上级法院改判、撤销和发回重审的案件定为“错案”，甚至将“改判率”计入“错案率”中，作为惩罚法官的依据。有的法院还将“错案”划分为三六九等，诸如“差案”“一般错案”“严重错案”之类，并根据等级决定对法官的处罚。
不能不说，这些做法背离了错案追究制的初衷，扭曲了法官的行为动机，带来了负面效果，甚至造成了新的司法不公。譬如，有的法官担心自己审理的案件被改判因而成为“错案”，在判决之前就先“请示”上级法院，或者当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之后，向上诉法院的法官展开“公关”，以免自己的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等。
超越了枉法裁判、滥用职权意义上的错案追究制多有瑕疵。既然如此，河南省高级法院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也难以经受拷问。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等导致的错案，与其他任何案件一样，除非存在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来就可以“终身”追究，该制度有何新意？
其实，欲让法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出台错案（终身）追究制，而应致力于司法独立。
不独立的法官，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法官不能抵御外来的干预，他们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意志，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裁判。试想，如果一个法官在判案时听命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庭长、院长、上级法院或者其他的机构和个人，他（她）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甚至根本无法区分出他（她）的责任是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错案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司法不独立造成的。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莫不源于法院外面“看得见的手”。
许多人以为，只有牢牢地束缚住法官，用各种办法捆住法官的“手脚”，甚至让他们听命于某种组织或者“人民”，他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看法实质上离谱。越是对法官控制严密，法官就越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控制者变成了真正的裁决者。相反，只有让法官获得独立的地位，让其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进行裁决，才可能明晰和追究其责任。
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借助于司法独立，法官的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好的约束，冤假错案才可能更少。司法独立不仅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法院都独立于其他的法院，而且意味着每一个法官都独立于其他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官的行为都是独立完成的，每个法官的责任都是清晰明确的。这种独立很好地反映在判决书中，每个法官都对自己的判词署名负责，责任完全是个体化的，而非集体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