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复供述排除之“五步排除法”
排除非法证据应当仅限于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要求非法手段与所获证据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从普遍意义上说，万事万物皆有关联，要在法律上确定排除的尺度就必须确定因果联系的“密切度”，不能仅从重复供述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实体正义这个角度来权衡，因为重复供述的排除同时服务于抑制非法取供这一程序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排除重复供述，可称之为“五步排除法”。
1、讯问人员的更换。司法实践中，重复供述笔录往往并非同一讯问人员制作，案件在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批捕检察官和审查起诉检察官一般都要提审犯罪嫌疑人，即使在侦查阶段，也可能由不同的办案人员重新讯问。重复供述是否由其他讯问人员制作显然对是否排除产生影响。如果未变更讯问人员，由初次非法讯问的同一人员参与重复供述的讯问程序，或者该人员在再次讯问时出现在讯问地点，都会对嫌疑人心理产生不正当的压力，导致重复供述不具有可采性（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资格的可能性）。即使变更讯问人员，由同一办案单位的另一人员讯问，由于其与非法讯问者属于同一办案单位，在犯罪嫌疑人看来，他们都是“一伙的”，犯罪嫌疑人仍难免因处于讯问机关控制，而不敢改变供述，重复供述一般也不可采。如果变更的讯问人员属于另一办案单位，如上级办案机关为审核证据再次讯问时，则重复供述更具可采性。如果变更不同性质的讯问人员再次讯问，如从警察变更为检察官、法官讯问，则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又更强。由于在我国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属于承担客观公正义务的司法官，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更容易获得被讯问人的信任，其取得的重复供述更具有可信性的保障，一般比警察制作的更具可采性。而法官由于更具独立与中立性，常常可直接中断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联系，其制作的重复供述笔录一般具有可采性。如日本判例认为，第一次自白系警察违法取得，第二次自白系法官在决定逮捕讯问时作出，由于法官是独立机关，且给予了嫌疑人辩解案件的机会，因此第二次自白具有证据能力。{11}
2、程序阶段的推进。由于非法讯问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可以将侦查阶段作为分析的起点。在我国，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由不同机关主导，进入下一阶段后需要办理换押手续、上一阶段办案人员一般不得再讯问犯罪嫌疑人，越往后犯罪嫌疑人受侦查机关控制越弱，取证主体的中立性越强，重复供述与非法讯问的联系越远，其可采性的理由越充分。所以，同一阶段所获重复供述的可采性显然低于不同阶段的重复供述。据此，可以区分批捕与起诉检察官讯问所获重复供述的可采性。批捕检察官提审获得的重复供述，属于在“侦查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受非法讯问的影响较大，可采性也存在较大疑点。而起诉检察官更加客观公正，其讯问处于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脱离侦查机关控制，取得的重复供述一般具有可采性。如果重复供述在审判阶段取得，一般具有可采性，所以，有学者认为，对于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所作的重复供述，由于基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被告人也没有必要害怕刑讯，并且是采用口供的最后机会，如果属实则应采纳。{2}但是，我国有提前介入、联合办案的办案模式，如果因提前介入不当拉近了起诉、审判阶段与侦查阶段的联系，即使是检察官、法官讯问所获重复供述，仍可能受到非法讯问影响而降低其可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