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的实质。
如果说民事责任、违宪责任和行政责任不能被视为“处理”方式，是因为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我国是直接用刑法予以规定处理，排斥了行政法等法律的直接干预，那么最能否定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作为“处理”方式的资格的便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以刑事处罚，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予以非刑罚性处置。但是，由于我国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另外总则中还有许多关于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如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等。因此，“未经处理”能否解释为未经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处理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以刑事处罚”这一规定进行解释的问题，亦即刑法总则与该分则条文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总则应让位于分则，那么“未经处理”就不能解释为未经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处理，反之，则可以这样解释。
2.问题的解决。
有观点认为，“予以刑事处罚”并不等于一定要判处实刑，也不等于一定要判处刑罚，对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额极小的，可以判处缓刑，或者在审查起诉环节予以不起诉处理，也可以在审判阶段予以定罪免刑{11}。该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该观点犯了毒品犯罪唯数量论的传统错误。虽然刑法分则条文罕见地使用“无论数量多少”都应予以刑事处罚的字眼，同时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也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是，这只是证明了数量是毒品犯罪量刑的重要因素，并非说明数量是犯罪毒品量刑的唯一因素{12}。能够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绝非仅仅是行为对象的数量，还有行为结果、情节等相当多的因素，刑法第六十一条也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如果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额极小的，可以享受量刑甚至是定罪方面的特殊处理的话，其他能够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也能够使得某些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享受特殊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