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条款虽对这些权属不明财产的处理予以了规定，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难题。
1.善意取得、诉讼时效等制度不能取代取得时效制度
善意取得不能代替取得时效，占有人占有他人财产的事实发生后，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物的利用也变得不可预期。此时，如果承认了原物主享有的物上追及权，则损害了现有物主的权益，不利于物的利用，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
而取得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是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取得时效是相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诉讼时效是相对债权而言，诉讼时效不能解决所有权的问题。由此也就不能取代取得时效制度。
2.取得时效制度的缺失引发了特定的社会问题
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法律规定了每位公民平等的享有权利，平等的履行义务。然而，享有权利，并不代表无期限的享有，也不代表无条件的享有。对于业已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没有法律加以保护，则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完成，不能保护新的权属关系，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更是与法治的稳定性的宗旨相悖。由此可见，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交易风险，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有现实的必要性
李显东教授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3]。一天，一个人拿来一份判决书，是山西省某县的人民法院在1984年判决的，判决他的父亲，偿还他爷爷在30年代初，借一个叔伯兄弟的400块大洋，并偿还51年零6个月的人民银行的利息。当时李显东教授一看，真可谓大吃一惊！那时《民法通则》还没出来，但是他根据老师讲的诉讼时效的知识，马上意识到太可怕了！难道51年前的债务还要偿还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后，时效制度已为现代各国民法所普遍接受。他查了一下，《中华民国民法典》的诉讼时效是15年，到1945年此案的诉讼时效就已经届满了。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时效法律制度，但在《宋刑统》中即有：“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务事，在30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后魏孝文帝亦曾规定：“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之难明，悉属今主。”各国民法之所以要设立时效制度，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巩固和稳定既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追求社会的最大公共利益。所以，李显东教授即根据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告诉他，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债务。由此可见，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