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查行政裁量的见解具有普适性
二审法院对行政裁量见解的可质疑性，并不妨碍它对行政裁量审查的探索。也就是说，在假设行政裁量确实存在的前提下，该判决对行政裁量审查中所进行的探索仍具有多项普适意义。
1.不合理性审查的规则。在学说上，对行政合理性或合理裁量，长期追求如何行政才是合理或妥当、才能更为合理或妥当。“现代行政法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让行政裁量获得确定性？”[10]新近的裁量学说，仍然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发展出裁量基准学说[11]和比例原则等学说，[12]甚至在把英国的严重不合理性原则进行本土化时仍将“不合理”改换为“合理”。[13]也许，基于行政自律的需要，上述思路是正确的。但裁量基准对外具有指导性，而对内基于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存在却具有拘束性。这样，法律规范授予每个执法机关的裁量权，就被裁量基准的制定者所剥夺。因此，当前推行的裁量基准的合法性似可质疑。更为重要的真理或经验是：“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意见不同不表示谁人合理，谁人不合理。”[14]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就如何更为合理、妥当要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可能也并非必然。只要在正常人可容忍的限度内，裁量的合理与否就属于行政裁量权范围，并非司法审查的任务。该判决基于对行政裁量监控的需要，进行逆向思维，不讨论行政裁量的合理性而讨论其不合理性，破解了行政裁量理论深化的困境，确立了司法审查的逆向思维规则，具有普适性意义。
2.正常人判断的适用规则。严重或明显不合理可构成滥用职权，并非该判决的创新，此前和同期的学说、判例并不少见。[15]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就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包括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还包括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领域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16]
但是，有关行政合理或不合理的学说并未指出严重不合理的适用条件。作者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行政判例、《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和《最高人民法院最新行政裁判汇编》（奚晓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裁判文书中，发现对滥用职权的裁判都限于什么行为系滥用职权的判断，[17]而并未阐释滥用职权的构成要素和严重不合理的判断标准，更未说明严重不合理在什么条件下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