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对于受教育权的意义，在学生方面，它不仅促使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且帮助学生学习怎样思维、培养其怀疑和批判精神，使之不轻信，不盲从，进而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不问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么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哪儿有学习的要求，哪儿就必然有争论、笔战和分歧的意见。因为善良人们的意见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识。”限制言论自由“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们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它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32]没有言论自由的学校教育，是满堂灌的机械式教育，培养的是熟练的死记硬背的机器和被异化了的唯唯诺诺的人，而不是充满自由精神、有思想、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言论自由对于受教育权的意义，在教师方面则要求有教学自由，即在教学和科研中宣讲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的自由，而不必“为上是从”。教师的教学自由虽不属于受教育权的范畴（受教育权应是受教育者的权利），但与受教育权有密切关系，教师有没有教学自由、有多少教学自由都直接关系到学生受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受教育的质量。如果教师的教学必须在统一的口径下“传道、授业、解惑”，那么其所传的“道”很可能是一种灌输，说授的“业”也多半是一种说教，他们不可能真正为学生“解惑”，相反只会令学生“无惑”。学生的“统一思想”往往源于教师的“统一思想”，正如要培养学生有独立见解首先需要教师有独立见解一样。在纳粹时期，“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极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大家都很清楚，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33]在这里，教师们（尤其是大学的教授们）是否有教学自由不仅涉及到教育质量，而且涉及到他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同时，教师的教学自由还意味着他们有不从事某些与教学无关的官方活动的自由，有不参加那些干扰他们教学的政治运动或至少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不发表意见（保持沉默）的自由。真正的学者“向社会索取的唯一报答是不要干扰他，让他呼吸宁静和新鲜的空气”，在这种宁静和新鲜的空气中，他们“受他本人渴望给予的心理所驱使”，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他的创造力是对内心冲动的一种反应，”[34]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课题要求或来自某些有条件的资助。在文革中将教师关进牛棚是对教师“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而文革后时代行政教育管理部门要求教师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则是对教师“教学自由”的严重干扰。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赋予教师们有公开批评国家教育制度及其政策的权利，有提出改进国家教育体制、改善教学管理的权利，有批评国家教育部门官员及其行为并不会因此而受打击报复的权利，有自己的教学自由受侵害后公开有关“内幕”的权利，等等。
言论自由对于受教育权，在学校方面有双重意义。对内而言，学校不仅担负着培训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任务，而且要给予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和训练，要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学生在学校不仅应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要受到一种公民教育。在课堂上的踊跃发言、挑战权威是他们将来在社会上积极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演习，学生时代的勤于思考、长于表达是他们将来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的基础。因此学校在帮助学生实现其受教育权的过程中，要贯彻言论自由的精神，要保证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享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对外而言，学校应当有自己的声音，包括有自己的教育方针、教育理念、教学管理以及与此有关的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学校（尤其是大学）不是政府下的半官方机构，不是行政的附属物，不是国家政策的注释者和宣传机器。政府动辄对学校进行“评估”，像检查自己的下属机构一样检查学校教育的质量，是完全违背教育的宗旨、违背大学“学术自由”精神的。政府与高校一旦形成一种“上下级”或“准上下级”关系，一方面势必会助长政府对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干涉，在这些特别需要自由的领域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只会扼杀这些领域的自由进而扼杀全社会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上下级”或“准上下级”关系也很可能会促使学校以及学校中的校长及教授们的顺从，扼杀他们的独立自由精神。科学家们“屈从于权势的行为，很早就已出现于德国了，它是同国家组织下的科学的重大发展齐头并进的，而今天这种科学在英国成为一种专门搞赞扬的科学。德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一蕾蒙以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双重资格，在1870年的一次演说中毫无羞耻地宣称：‘我们坐落在王宫对面的这个柏林大学，按照我们基金的契约来说，就是霍亨索伦王室的思想卫队。’”[35]
因此一个社会中即使有学校，公民也受教育，但如果学校（尤其是大学）没有言论自由，这种教育就可能只是把人工具化的基地，它可能偏重某些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人的探讨和关怀，忽略了培养对自由的尊重和热爱。大学是出思想的地方，如果大学是思想的荒芜地，那么很可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没有思想，或者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思想被不正常地隐藏到了劳改场所、五七干校以及其它最底层的社会角落，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思想便无从表达，大学这个最能体现思想自由的地方都没有言论自由，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般民众就只能拥有统一的口号，统一的标语作为他们的唯一的思想和言论了。由于民主国家的教育是面对所有公民的教育，并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民选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在现在受教育的公民中可能产生未来的国家领导者。[36]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若只“受过机械方面的训练，”那么他们有可能“对待人材就像对待自己的机器一样，把他们视为一种受法律制约的没有感情的东西，而这些法律，控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这样一种制度所表现的特征，是一种冷酷的残忍，与我们所知道的以往的暴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寡头政治集团，通过控制飞机、海军、发电站、汽车运输等等，建立起一种几乎无须安抚国民的独裁统治，是完全可能的。”某些权力型的演说家如果能够控制教育，“他会使教育由训练和集体麻醉组成，而将知识和判断留给无人性科学的冷酷信徒。”[37]而如果学校有言论自由，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