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于“传统”的定义，除了突出了其独特的、不能为其他语词所代替的内涵外，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定义有助于我们摆脱在文化问题研究、讨论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首先，它明确揭示出如下这种观点实在不过是一种拿古人当替罪羊的认识——在社会舆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认识，即动辄将当下的诸如官场腐败、社会失信、奢华浪费、破坏生态等令人发指之现象归咎于“历史传统”。其实，历史哪有什么错（当然，也无所谓对）？如上种种问题如果真的与历史、与“传统”存在必然关联，那也只是因为当下人仅仅从历史以及他们所谓的灾祸，也不总是意味“传统”中择取了这些，而非历史“规定”我们现在只能如此。申言之，这些坏现象是我们的“选择”所造成之问题，而非祖先们“留下”的问题。其次，它明确指示我们，所谓传统，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我们去发掘的自在和已然的“存在”，而是一个能动的、需要加入我们之努力的“变化”。这就是说，即便一个文化体的历史具有足够的辉煌，即便一个文化体现在足够的强大，即便没有外敌的入侵或意外的着这种辉煌、强大会自动地形成某种传统——欲形成一种传统，必须有赖于历代人的不断地拯救、继承和融合、创建。最后，既然传统不过是一个当下人继承、续造的过程，因此，诸如东方“传统”优越还是西方“传统”优越、或东方“传统”主要是槽粕而西方“传统”主要是精华的争论实在就不过是文字游戏——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当下人逃避责任的表现。因为正如前文已揭示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当下的各种弊端“归咎于”传统而安之若素了。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希望表明的是，其实“传统”好或不好，关键在于当下人。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工程，则如果今人不摈弃现有的轻程序、重实体观念，那么，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种民族思维习惯就真的会成为我们的传统，进而必定将延缓我们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今人不摈弃我们对公共生活、政治运作过程的冷漠心理，那么，也许当年日本侵略者所期望的“顺民”文化也真的会成为我们的传统，进而当然也将延缓我们建设“公民参与型”的现代和谐社会；如果今人更多地纠结于“权大于法”、“官本位”，那么，历史上的这些糟粕也当然地会成为传统……相对应地，如果我们更多地挖掘历来就有的“民本”、“奉公”、“廉政”观念以及诸如科举制度中的理性精神、郡县制度中的科层架构、乃至公权设置中的相互制约理念等并进而为我所用，那么，尽管“历史”仍然是那个注定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但我们的民族传统，却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很显然，几乎不需要作任何更多的分析或论证就可以看出，在“传统”这一问题上，这后一种局面才更是我们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