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合拷讯”，推定真实的口供证据无从获得，定罪量刑依众证人的证词成为一项证据规则。
其次，“据众证定罪”是恤刑原则的具体化。
定罪量刑贯彻恤刑原则贯穿于中国古代法制的始终。西周有矜老怜幼的恤刑政策即“三赦之法”；汉代有“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妇未乳，师、侏儒当鞫系者，颂系之”，“明敕百僚，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系”（《汉书·刑法志》）等矜老怜幼的恤刑规定；唐代以后的律典将恤刑的范围扩大到。“废”、“疾”，确立了“老幼废疾犯罪减免刑罚”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证据制度上的具体化，表现为“老小废疾不合拷讯”规则。同样，由于“不合拷讯”，口供证据无从获得，定罪量刑依众证人的证词成为一项“据供辞定罪”的变通证据规则。
再次，“据众证定罪”是拷讯制度的必然结果。
唐以后的律典都有“老幼不合拷讯”的规定。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类人不适用拷讯，第一类是议、请、减三种身份地位特殊的人，主要属于贵族官员及其亲人。第二类是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年龄过老过小的人。第三类是身体状况异常，包括废疾及以上、孕妇和疮病未愈之人。第四类是遇赦后“残余惩罚”和有追赃问题的人。从某种角度看，规定特定对象“据众证定罪”规则，是基于是否适合拷讯来立论的。唐律疏议曰：“若全无证人，自须审查虚实，以状断之。”在没有任何证人证词的情形下，仍不适用拷讯取得口供而适用“据状断之”规则，是差异、恤刑原则所要求的证据规则反向适用。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中，“据供辞定罪”是刑事证据基本的、首要的证据规则，一般情形下普遍适用，起到统领作用；“据状断之”规则是首要规则的必要补充，是有条件的普遍适用；“据众证定罪”规则，是首要规则的变通，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规则。
【作者简介】
祖伟，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8页。
《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唐宪宗元和六年发生的梁悦为报父仇而杀秦杲案件、武则天时期徐元庆为报父仇而杀师韫案件，由此引发了韩愈对礼与法适用的论辩，柳宗元与陈子昂的激烈辩论。参见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第363页。
林桂榛：《东亚旧法中的“容隐制”是义务设置吗？——答某法学博士》，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497，2010年5月2日访问。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5页。
窦仪等：《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李善长等：《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郭建：《中国法文化漫笔》，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36页。
罗时润等译释：《洗冤集录今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同上书，第29页。
曹漫之：《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1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162页。
陈重业：《折狱龟鉴补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2页。
前引，长孙无忌等书，第555页。《唐律疏议》《宋刑统》在断狱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条的“鞫狱”与《唐律疏议》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较唐宋律相比增加了“有起内人伴见在他处官司”和追摄时限。
张友好、张春莉：《论我国古代证人之作证责任》，《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4期，第105页。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4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