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承审官员“直牒追摄”对质。证人上堂对质的前提是应司法官吏之命或两造之请，证人愿意“径直到场”作证，而大多数情况下证人或采取“惊奔”、“藏匿”、“缄口”或“诬证”的方式。为了查清案情，司法官吏要躬身走访，即主动走访证人取得证词。“稳婆为证”记载的就是“委余代鞫”的司法官亲自查访相关证人，“……托故出城，赴刘居查讯稳婆、乳媪，并侍产邻妇及医士。各供皆与刘符。归诘蒋、董，得子纯唆讼状，分别罪之，”经过对质，查清了“子纯觑刘产，啖蒋以利，指刘子乃其子，董为刘乞养。与欲以其子归原，而董证之。”[14]董某是刘氏的女佣，因与刘氏有摩擦被辞退而记恨在心，蒋甲与之私通，又得到谢子存的小恩小惠，所以董某一再证明蒋甲说的绝无虚假，而刘氏请的证人都是诸亲好友，证人各说各的。对质的证词出现前后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以弄清案情，才有了办案官吏亲访证人取证的情形。
唐以后的律典都规定了“诸鞫狱官，停囚待对问者，虽职不相管，皆听直牒追摄。”[15]此处的“停囚待对问者”或“有起内人伴见在他处官司，停囚专待对问者”指的是犯罪之人，包括单个犯罪和共犯，是否包括证人呢？有人认为“这里的‘停囚待对’既可能是证人，也可能是共犯，皆可直牒追摄。”[16]就是说官府追摄逮捕的对象有罪犯和与之相牵连之人，关涉之人既可能是罪犯也可能是干证，证人必须到场作证，否则官府可以强制之。如《宋会要辑稿》载“军巡院所勘罪人如有通指合要干证人，并具姓名、人数及所支证事状，申府勾追。”（《宋会要辑稿》刑法三，第五九、六十）明清时，对停待别处的同案犯和证人也可直行勾取：“鞠狱官推问在案罪囚，其内有同犯、干证等人伴，见到他处，而此处应将罪囚停止推问，以待其人质对者，此处鞠狱官，虽与他处官司职分不相统摄，皆听直行勾取。”（《大清例律汇辑便览·刑律·断狱》）
四、“据众证定罪”之理据：“差异”、“恤刑”关照
首先，“据众证定罪”是差异原则的具体化。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等级差异法，法律对不同群体依据具体情况进行不同对待。自《周礼·秋官·小司寇》“l~2A．辟丽邦法，附刑罚”之后，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自汉代高祖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之后，逐步扩大请的范围，到东汉已扩大到所有官吏都享有请的特别权利。隋唐以后，正式将议、请、减法定化。《唐律疏议·名例》专门设有“议章”、“请章”、“减章”，对皇亲国戚、不同晶级的官员及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如何适用法律、如何减免刑罚等做了详细规定。宋、明、清沿用此项原则。优待贵族官员，使其享有议、请、减的特别权利是一项法律原则，对这类人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刑罚，依据类推原则，此类人在诉讼中同样享有“不合拷讯”的特别权利，这是法律原则在具体规则上的反映。“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区别。两套准则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有关法律责任的特定的决定，但是，它们的不同处在于它们所作的指示的特点。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深度——份量和重要性的深度。”[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