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和笃疾者（恶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这是对证人资格的限制。其缘由可能是认为这些人缺乏作证能力，八十以上被认为是老耄之人，十岁以下为幼弱，笃疾者本身就是身体或精神不健全，又由于法律允许对证人拷讯，而他们因“不堪加刑”，所以“不许为证”。也可能是矜恤思想的体现。
第三，监生、妇女一般也不能出庭作证。这在清代是明令禁止的。黄岩县的《状式条例》规定：“告诉内以监生、妇女作证，并已结案复行翻控者，不准。”[5]
（二）“证不言情”情形
证人证言作出的主体是人，人不同于静态的物，不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加之可能受到威逼、利诱等因素的影响，所作出的证言有真、伪的可能。如果证人所做的证言是伪证，则构成伪证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出土的东汉案卷中，记载有“证人不言情者”“以辞所出入，罪反之”的规定，即伪证罪采取反坐原则。历代法律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诬告陷害和有意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负法律责任。《唐律疏议·诈伪》“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条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疏议曰：“证不言情”，谓应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并据众证定罪，证人不吐情实，遂令罪有增减；令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谓减所出入罪二等。律称“致罪有出入”，即明据证及译以定刑名。若刑名未定而知证、译不实者，止当“不应为”法：证、译徒罪以上从重，杖罪以下从轻。[6]《宋刑统·诈伪律》“检验病死伤不实条”[7]对证人的伪证行为做出一如唐律疏议的规定。《大明律》卷二十八“狱囚诬指平人”条对“证佐之人不言实情”称为“诬证”，并对诬证之人的量刑也做出了一如唐律疏议的规定，“若鞫囚而证佐之人不言实情，故行诬证，致罪有出入者，证佐人减罪人罪二等。”其注曰：“谓证佐人不说实情，出脱犯人全罪者，证佐人减犯人全罪二等。”[8]《大清律例》对证佐人故行诬证的规定和明律一样。
从律典层面上看，首先，只有唐宋时期对证人证言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应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的犯罪案件，所做出的伪证也只限于上述人的犯罪；而在明清时期，在律典中没有做出这样的限制。其次，从唐至清，对证人作伪证的适用原则与量刑是一致的，即“伪证反坐其罪”，并减罪人罪二等。第三，反映出在中国古代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律典做出规定。历代律典做出如此规定，从而有效地避免出现诬告、作伪证等滥用诉讼权利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