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议”与“请”特别权利的犯罪者，除了犯流罪以下照例减一等处刑外，对于死罪，司法机关必须“条所坐及应议之状”、“条所坐及应请之状”。司法机关“议状”、“请状”的制作，与照例减一等的依据是对所犯罪事实的查证结果，证据的取得采取广泛人证，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者的口供，以体现对特殊身份人的人身、尊严的特别维护，也是以此礼待贵族官员，推崇贤能，维护国家权威。
“老、小、疾”属于特殊人群，同样需要特别对待。现代语汇称之为“弱势群体”，其“弱势”在于犯罪的能力、对他人的威胁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与壮年、成年人、正常人相比处于弱势，加之儒家的“礼”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治国之经，而“礼”的核心是“仁政”，反映在司法上便是“宽刑”，既体现对特殊群体贵族官吏的“宽”，也体现对特殊群体“老、小、疾”的宽或恤上。量刑时的宽恤，依唐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虽是从量刑的结果意义上体现恤刑的，其实，由此推定定罪过程也是宽恤的，亦即证据不采用口供，也就是说犯罪者可以坦白也可以保持缄默，司法官定罪量刑时必须取得人证，这是首要的、必须的，也是法定的，否则司法官要承担故失责任。
《宋刑统·名例律》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
我们注意到，以上六类人的犯罪，毫无疑问也是依据证据来定罪的，所不同的是此类案件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的口供，成为定罪量刑的首要证据，在此意义上，“据众证定罪”成为首要规则。无论是证人证词还是犯罪者的口供都是人的证据，与物的证据相比，中国古代人认为，人的证据更有效力，更具真实性。
二、“据众证定罪”规则之情形
（一）“不得令其为证”情形
证人必须作证，这种强制性规定，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证人作证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义务，义务的履行是强制的，如果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法律上允许拷打证人。由于各种复杂的主观、客观因素，证人可能遭受威胁或利诱，证词可能有真有伪，拷打的结果，一是获得真实的证词，二是进一步加大伪证词的产生。正因为对证人法律上也可适用拷打，根据“据众证定罪”规则制定的缘由“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推定出，议、请、减、老、小疾者没有作证义务，换言之，特殊身份人、特殊群体、特殊法律关系的人有可以不作证的权利，这是一种特别权禾I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