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克服“法条主义”的弊端，避免法条的机械应用。“法条主义”仅仅从法条出发，司法的过程就像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法官只须刻板应用法律即可。诚然，法律本身即预设考虑了相应的社会效果，但是，上述观点仍是片面的：首先，在地区差距巨大、利益多元的情况下，针对如此不同的社会现状，法的适用性存在挑战，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其次，立法有其不完善性。我国从30年前到现在，一直处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在转型期难免有其不适应之处，有其滞后性。同时，立法过程难免出现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因而并不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因此，严格遵守法条主义，不去关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不可取的。
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途径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其实现途径是多方面的，结合当前实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视“调解”的作用。当前，最高院提出“大调解”，就是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者加以结合；在司法过程中，注重调解，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调解可以缩短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周期，减少当事人诉累；面对 “案多人少”、诉讼不断增长的现状，使案件得以适当分流；针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现状，起到判决所没有的特殊作用，可以将情、理、法三者相结合，尊重了乡土社会中存在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矛盾关系的修复。自古以来，和谐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讲求“以和为贵”，“息事宁人”，调解尊重了这种中国社会的现状与传统。
同时，调解也不是万能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所言“如果在审判中过分地强调调解率，法律的指引功能就难以体现；如果过多地关注息事宁人，法律正义就难以彰显；如果审判活动中的法治内涵被削弱，善治也就难以期待。”；胡云腾教授也认为，“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以拖促调，都是违背‘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工作原则基本精神的”。 [4] 现实一些地方追求“零判决”，安排调解硬性指标要求，与绩效考核相挂钩，都是有失偏颇的。
二是注重“法律解释”的作用和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依法治国重心进入了“法的实施”时代，进入了“法律解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司法属于“法的使用”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尤其要注重“法的解释”的重要作用。法律解释可以避免机械适用法律的弊端，弥补法律的缺陷与不足。此外，由于法条本身的抽象概括性，在司法中法官拥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在法律许可的规定的前提下，法官可以充分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